民國治房：房荒的背後

　　李開周

　　來幾條小八卦：

　　李鴻章在北京有豪宅多處，後來又在上海買了一套花園別墅，作為禮物贈送給他的小蜜丁香。現在該別墅叫做“丁香花園”，是上海一景。

　　康有為在上海置業，坐擁別墅3套，都是幾進的大院落，其中一套位於當時的法租界，後來被一名猶太籍開發商買走，改建成一排一排的新式石庫門住宅，竟然住進去200多戶業主，可見佔地之廣。

　　抗戰前後，國民黨高官無一例外都在上海置過房産，其中蔣介石的別墅位於東平路9號，宋子文的別墅位於岳陽路45號，蔡元培的住宅位於華山路303弄16號。

　　上面提到的這些人，在上海置業的同時，在其他地方已經都有了房子。換句話説，他們名下的住宅至少都在兩處以上。

　　據解放後調查，在上海市區擁有1000平方米以上豪宅的業主，共有3000多個，其中又有160個業主的房産面積超過10000平方米，他們分別是軍政要員、富商大賈和黑幫頭子，以軍政要員為主。

　　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平民百姓都買不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1927年上海市政府發佈《建設上海市中心區域計劃書》，開頭就説：“居住上海之人民，除卻少數以外，生活上所最感困難者，莫過於住居問題之解決。”1929年上海市社會局發佈調查報告，稱有36對夫婦因找不到合適的住處而離婚，還有198名男子因買房無望而自殺！

　　有些著名作家，像魯迅、茅盾、瞿秋白，收入都是比較高的，可是也只能租房，為了節省租金，有時候還不得不跟人拼租，十幾戶乃至幾十戶人家分租一所住宅是常有的事。舊上海住宅多為兩層小樓，樓梯側面往往要隔出一小片空間來，弄成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叫做“亭子間”。瞿秋白租過亭子間，魯迅也租過。大家可能記得魯迅給住處取名“且介亭”，“且介”是半個租界的意思，“亭”就是亭子間。

　　作家能租亭子間，還算是比較幸運的，收入比較低的群體連亭子間也不敢租。那時候，在租界附近租一個亭子間每月要花15塊大洋，還得另給二房東小費，而一戶工人全家月收入才26塊大洋，哪怕四五口人擠一個亭子間，也得開銷掉大半個月的收入，剩下的錢連吃飯都不夠了。所以工人一般不租房，廠裏不提供宿捨得話，他們就自建簡易房。截至1948年年底，上海有100多萬人住在自建的簡易房裏。他們的簡易房蓋在垃圾場上、化糞池邊、臭水溝旁，用草席和破船搭建，房間黑暗，地面潮濕，蚊蠅遍地，瘟疫四起，同時還得經常面對警局的處罰和市政的拆遷。

　　在民國後期，尤其是抗戰以後，房荒發生在每一個大中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漢口、杭州、昆明、寧波……無一不在鬧房荒。1946年12月21日，《時事公報》第二版刊載評論説：“現在各處都鬧著房荒問題，而愈大的都市則愈甚。”説的正是實情。而1944年6月23日《新民報》刊載張恨水的文章：“所謂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數人，卻有極少數人反有房多照顧不過來的痛苦。”説的更是實情。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貧富貴賤，此事古難全，沒錢的租亭子間，住貧民窟，有錢的買豪宅，理應如此。但問題在於，很多有錢的不必去買，豪宅就能自動上門。譬如李鴻章，他送給小蜜的花園別墅，其實是老部下送給他的賄賂；康有為在上海買那麼多房，所花鉅款居然是海外僑胞和國內同仁的捐贈——大夥把錢交給他，讓他去考察憲政的，他卻先拿出一部分給自己弄了個狡兔三窟；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官僚去上海接收“逆産”，順便用強權霸佔了很多本來應該發還給老百姓的房産，大大小小的房子都被他們按級別瓜分了，官越大，佔的房子越多，住不完就租出去。他們獲得房子之易、靠出租和倒賣空房獲取暴利之多，簡直超過現在貪佔經濟適用房的大小幹部。

　　李開周，專欄作家，著有《千年樓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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