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底線

　　□ 朱白 | 文

　　埃內斯托?薩瓦托（1911-2011）

　　阿根廷現代文學先驅，20世紀重要作家之一

　　有些人註定會一生顛沛，身處亂世，個人縱為英雄，也難免一生與歡慶場面無緣；有些人身材高大，卻呆在一群巨人堆裏，無法令世人全面客觀地端詳其整體相貌。

　　還有不到兩個月就要過百歲生日的埃內斯托?薩瓦托（Ernesto Sabato）正屬於後者。在阿根廷國內，他名字的光芒足以映照近半個世紀來的諸多領域——物理、文學、社會調查，他的生命曾與一個民族的文明進步形影不離——在南美洲以外，他常被世人排在同時代的作家博爾赫斯、科塔薩爾之後，甚至直至他去世之日，他的文學作品和價值仍被以一貫的冷漠態度對待。但在西班牙語世界，這一消息不啻噩耗。西班牙《國家報》認為薩瓦托是“阿根廷文學中的最後一位經典作家”。在某種意義上，“經典”的意義在當代已不復存在，所以這“最後一位”才會顯得如此珍貴。

　　薩瓦托出生於1911年6月24日，家裏11個孩子，他排在第十。他最小的哥哥不幸夭折，薩瓦托便承繼了哥哥的名字。從事寫作之後，薩瓦托曾憶及為此永遠悲傷的母親：“當她眼裏含著淚水，最後一次提到那個久遠的小埃內斯托時，她已經90歲了。這一點證明，歲月、不幸和失望，遠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有助於遺忘，而只會悲哀地加強它。”

　　也許跟少年時代的某些經歷有關，更出於他所處時代的大背景，薩瓦多一生充滿知識分子善意良知式的反抗和反省。早年他信奉共産主義，曾被派往莫斯科學習。但隨著斯大林主義甚囂塵上，他日漸對這一信仰産生懷疑。他由狂熱的革命理想主義轉為實驗室的冷靜研究，作為物理博士，他研究宇宙射線。然而，戰爭又一次使他的理想轉向。“二戰”的爆發，使他看到科學及現代化的發展未必給人帶來福祉，能夠拯救人心的最終是文學力量。

　　1945年，在這樣的痛苦徘徊之後，34歲的薩瓦托出版隨筆集《個人和宇宙》，70多篇隨筆短小精幹，將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相結合，富含一種前人沒有過的見識和縝密的科學倫理。這讓人想到中國作家阿城的《常識與通識》。阿城挑戰的是“跨界”，人文、化學、生理、心理、軍事、藝術……遊走于各個“不相關”的種類中的“血緣”聯絡；阿城與薩瓦多相似的地方是，他們都用一種罕見的邏輯，説出了讓後人心有靈犀的道理。

　　薩瓦托的小説處女作《隧道》（漓江出版社1985年2月版，譯作《暗溝》）則使他位列文學大師陣容。這部作品裏，主人公畫家卡斯特爾愛慕已婚婦女瑪利亞。他用並非款款深情的方式深愛著時而如女神、時而似妓女般的瑪利亞，依賴、猜度、嫉妒、滿足、絕望，古往今來一切癡情男子有的驕傲與卑微他都有了，最後親手殺了這位女朋友。

　　薩瓦托在這部小説中，並沒有如後來作品《英雄與墳墓》那樣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意識，而是反映出本人所處的時代裏最值得張揚出來的特徵。1946年，庇隆總統統治的阿根廷開始限制言論自由。“寧要麻鞋，不要圖書”的愚民政策下，人們一方面隱匿自己的情感，一方面肆無忌憚地為了經濟利益而競爭，孤獨、冷漠、迷茫是當時國民的一種必然狀態。“卡斯特爾”的猶豫、徘徊以及荒唐，正是當時每一個人都或許有過的不安。

　　與早期在作品中用人物走向深淵的文學方式去揭露悲劇、痛斥政府相比，晚年薩瓦托則直接參與到歷史事件中，以更正面、直接的方式承擔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受庇隆政府之後新上臺的總統阿方辛委託，72歲的薩瓦托接手“阿根廷全國失蹤者調查委員會”，調查前庇隆軍政府迫害知識分子罪行，將曾經遭到迫害的進步人士的情況一一公之於世。

　　“調查報告是由一些女打字員謄清的。她們不得不被換掉，因為她們哭著對我們説，她們再也幹不下去了。”薩瓦托曾在長篇回憶錄《終結之前》中這樣描述。長達5萬頁的報告《不許重演》瞬間在世界範圍引起強烈反響。“在調查委員會把報告交給國家總統那天，五月廣場上聚滿了男人、女人、青年和抱著孩子的母親。他們以這種方式支持我國歷史上的那個事件。既然全世界的報刊都用西班牙文寫‘失蹤者’這個詞，我們的《不許重演》就應該強調使我們成為著名悲劇人物的事實。”

　　據説99歲高齡的埃內斯托?薩瓦托曾經屢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與其説這是對他締造過的文學經典和樹立過自己獨特文學個性的一種肯定，不如説是對以某種權威為代表的當今世界表現出的一種徹骨冷漠和極度惡意的嘲諷。薩瓦托的意義，除卻用永不過時的小説證明了“文學”二字存在的意義，也以堅決的行動告知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

　　作家參與到這樣一件深入歷史內部黑暗機理的事件中，絕對是一種考驗。在大的時代背景下，不彎曲，不茍且，並在需要之時承擔起一份責任，這也是任何時日的知識分子的一種良知、一種底線。

　　作者為書評人，《獨立閱讀》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