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背影

　　□ 章立凡 | 文

　　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出現的“光榮榜”中，有25位被引為驕傲的“清華人”。其中曾就讀于清華（含西南聯合大學）的有15人，即葉企孫、梁思成、聞一多、陳岱孫、費孝通、錢鐘書、錢偉長、鄧稼先、楊振寧、李政道、季羨林、錢三強、曹禺、吳晗、華羅庚（華是被梅貽琦校長破格培養的特例），除了後三人，他們多被錄取為美、英、法庚款官費留學生（僅季羨林是留德交換生）。茅以升、竺可楨、錢學森、張光鬥四人原非清華學生，但考取了清華的官費留學名額；四人學成歸國後，僅張光鬥到清華執教，其餘三人與清華再無瓜葛；若定要列入清華賬本，同樣狀況的還有一位更大的名人——1910年清華庚款留美官費生胡適。

　　榜上執教于清華的14位名師中，除梁啟超、聞一多、朱自清三人先期逝世，馮友蘭、陳岱孫、費孝通、錢鐘書四人在1952年“院係調整”後永遠脫離清華，吳晗另有高就，留校繼續執教的有葉企孫、錢偉長、梁思成、劉仙洲、馬約翰、張光斗六人。去留諸君的結局也頗耐人尋味：吳晗積極參政，1957年光榮入黨，後因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成為“文革”的第一犧牲品，遭迫害而死；梁思成因反對拆除北京古建築，1953年橫遭批判，“文革”中鬱鬱而終；葉企孫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入獄，出獄後被迫害致死；錢偉長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後仍不容于清華，轉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其餘各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受過不同程度的衝擊。

　　由於各種原因未列入“光榮榜”的清華名師有：人文學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梁思永、吳宓、張申府、蔣廷黻、陶希聖、葉公超、蕭公權、張蔭麟、雷海宗、俞平伯、夏鼐、王力、潘光旦、金岳霖、張奚若……自然科學學者周培源、吳有訓、熊慶來、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趙忠堯、王竹溪、趙九章、黃萬里、顧毓琇、陳省身、任之恭、吳大猷……其中除早逝、離職及1949年出走者，文、理科學者多在“院係調整”中調離，清華成為單一的工科高校。

　　未入榜的清華校友更多：胡適、梁實秋、孫立人、吳國楨、俞國華、羅隆基、王造時、殷海光、張鈺哲、楊廷寶、王淦昌、葉篤正、李遠哲……無法一一盡述。

　　“光榮榜”上惟一健在者，是99歲的張光鬥教授。在三門峽和三峽工程上馬論爭中，他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言行立場至今爭議不斷。對兩工程持反對意見的是他的同事，被稱為“科學的良心”的黃萬里先生。這次校慶，部分校友擬自發舉行小型座談會追思黃先生，我已應邀準備出席，卻被臨時告知取消。我依然記得，清華的校訓是梁啟超提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清華的學術精神，是陳寅恪先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主張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從其執掌到離開大陸的17年裏，清華延聘國內外著名學者來校執教，推行“通才教育”，在國內外頗有影響。抗戰期間，梅貽琦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主持西南聯大校務，畢業生中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兩位諾貝爾獎得主。1955年他主持清華在台灣復校，培養出第三位諾獎得主李遠哲。

　　2005年，病榻上的錢學森向溫家寶總理建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據現任清華大學校長稱：“2012年至2020年，清華定位為全面提高，協調發展，在總體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一個甲子以來，若無“院係調整”“反右”“文革”到“教育産業化”等大小折騰，第一流大學或許早已建成。

　　百年“光榮榜”上25人有個共同特點，都不是清華大學1949年以後培育的人才。清華人自己樂道的，是1949年後從清華畢業的政治局常委、委員，以及三副兩高、部級正職等等。梅貽琦有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或許可以改一下了：“今之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師之謂也，有大官之謂也”。

　　作者為近代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