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警惕專家學者被利益集團綁架

　　專家學者到底應不應該積極介入公共事件？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新浪網，對2186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0.2%的受訪者對專家學者介入公共事件表示支持，其中16.5%的人表示非常支持。此次調查中，80後佔45.3%，70後佔35.4%。(4月26日《中國青年報》)

　　60.2%的受訪者對專家學者介入公共事件表示支持，但是，59.2%的人直言專家學者在自己心中的權威性有所下降。這不能不説是一種相當背離的現象：一方面期待專家為蒼生説話，另一方面卻認為今天的專家已非昨天的專家，甚至出現了“專家變磚家，教授變叫獸”的諷刺場景。

　　曾有某知名大學交通學院院長髮布的重要研究成果聲稱，“中國城市環境污染不是由汽車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車造成的”，還有自稱集哲學家、科學家和學者于一身的院士發表高論認為，“礦難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等。當你看到一些學者、教授甘願為金錢而冒天下之大不韙，就知道公眾的焦慮從何而來。

　　康德説，知識分子是自覺地擔當人類道義和責任的人。而古代讀書人最感人動天的抱負就是“士以天下為己任”，這個情懷塑造了一批又一批文化思想大師，也養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因此，以深刻的智慧、廣博的知識、天下為公的道義責任，批判社會生活中一切違背人類良知的錯誤、偏見，乃至政策舉措，是專家、學者的責任。但是，當專家學者們成為利益集團代言人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所謂的專家學者已經喪失了自己的邊界，學者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消失殆盡，而犬儒化則成專家學者的真實形象。

　　公眾之所以希望專家學者介入公共事物，在於公眾缺少影響公共決策的力量，而專家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話語權分配的失衡，但是，當專家被利益集團裹脅或者綁架時，就意味著話語權的更加失衡而非糾偏。法國哲學家福柯上世紀70年代在《話語的秩序》一文中明確指出：話語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以權力。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專家被利益俘獲時，不僅是對自身良心的出賣，更是對道義和責任擔當的出賣。

　　當代法國思想家莫蘭認為，“知識分子是知識界的成員，但知識界的成員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不能化簡為一個社會職業階層，因為他們對於社會和人類負有重要的責任。如此一來，“專家被利益集團綁架”背後的話語權分配失衡就值得重視，而如何檢討和審視學者們的犬儒化，則更是一道社會題。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