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約翰遜：美聯儲催生傲慢自大與偏見

　　發自華盛頓特區——

　　最近耳邊充斥的都是各大歐美央行主管們對自身在2008~2010年危機中所作所為的評價：“咱們幹得不錯。”在他們眼裏，正是一系列維護金融系統的政府行為協助穩定了整個局勢。而美聯儲的資産收購行為既然已經獲得了盈利(並隨後上繳了美國國庫)，那有什麼可指責的呢？

　　但用這種思維來界定這一事務其實是有問題的：往輕了説，是被一時的錯覺遮了耳目；往重了説，這將催生出一種傲慢自大的偏見，最終腐蝕中央銀行得以構建其權威的基石——公信力。

　　事實上，那場危機的真正成本根本無法用任何中央銀行的賬面盈虧來衡量——也無法用美國財政部問題資産救助計劃(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的一系列行動是賺是虧來進行評估。

　　如果要説真正的成本，那就是僅美國就失去了800萬份工作，就業率也從最高峰下跌了6%——這也是與1945年後歷次衰退最大的不同之處——如今距離危機爆發已經過去31個月了，失業率依然徘徊在低於最高峰5%的水平上。

　　另一項成本則是私人部門手中不斷增加的聯邦政府凈債務額——該指標是計算政府債務的最準確手段。對比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危機前(2008年1月)和危機後發佈的中期預測，這一債務的增加額相當於GDP的40%，足以令人震驚不已了。

　　事實上，導致美國如今的財政危機(以及可能進一步傷害許多民眾的政府支出削減)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各大銀行的危機使美國民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並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所出現的大部分公共債務並非源自於無節制的財政刺激政策，而是來自於本次衰退所引發的稅收銳減(加上布什政府為最富有的那批人減稅，經費不足的老年醫療保健藥物財政補貼，還有靠借債維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都嚴重削弱了美國的遠期財政前景)。

　　最後一項成本則是數百萬無家可歸者和被擾亂的生活，有些影響甚至將持續一輩子。

　　但問題不在於美聯儲或是其他中央銀行是否應當設法阻止本國銀行系統的崩潰。如果想了解銀行危機的惡劣影響，最佳的範例莫過於1930年代(也是伯南克擔任美聯儲主席之前的研究領域)。如果在任何特定時期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政府出手，要麼坐視其崩潰，那麼前者將是必然的選擇。

　　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正如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丹尼斯洛克哈特(DennisLockhart)上星期在該機構組織的一個公共論壇上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應試圖運行一個構建在“私人得益公眾受損”原則之上的銀行系統，更何況這些損失大多由一些效率極低的行為方式所造成，而且毫無公平可言。

　　相反私人得到的好處則可以通過管理人員津貼的數額來直接計算得出。從2000年到2008年，全美前14家金融機構的管理者總共獲得了大約26億美元的現金津貼(包括工資，分紅和股票出售在內)。

　　到如今，前五位收入最高的人合共收取了近20億美元，而他們恰巧也是構建了整個高風險資産架構並險些將金融系統推入深淵的始作俑者：山迪維爾(建立了花旗集團，該集團在他離職不久後就爆發了危機)、漢克保爾森(大規模擴展了高盛集團業務並説服國會允許投資銀行採取更高投資杠桿，然後又搖身一變到美國財政部赴任去協助拯救這些銀行)、安傑羅莫茲洛(創立美國國家金融服務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corp.，是濫發抵押貸款的主要推手)，迪克福德和傑米卡尼(分別是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的送葬者)。

　　相比之下公眾的損失則極為巨大：如果僅僅用聯邦政府的債務增長來評估的話，大概60億美元。但那些銀行大佬們卻依然堅持自己應當被允許運營更高杠桿的全球業務，並基於企業股票回報率來向他們支付報酬——無論出現任何風險。

　　為此有一批全球最頂尖的獨立金融研究者也正以長遠而嚴謹的眼光觀察這類事務，而我們近幾年的研究顯示情況比想象中更糟(詳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安娜特阿德瑪蒂AnatAdmati的網頁)。在他們看來，大銀行應具備更多的準備金——大概應佔其資本總額的30%。但銀行家們則強烈反對這一建議(因為這很可能減少他們的收入)，而中央銀行管理者們也持有類似的立場(他們都被銀行家的抗議所説服了)。

　　如能有一個由遠離政界的專業人士來運作的獨立中央銀行，那是有許多好處的。但當掌管這些金融機構的人都堅持自己在危機中做得很好，宣稱所有問題都會解決，放任那些引發危機的金融巨鱷們逍遙法外，那麼他們的公信力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

　　這一切都應當令中央銀行管理者們感到憂心，因為公信力就是他們的一切。畢竟美國憲法並不保證美聯儲的獨立。國會創造了美聯儲，也可以解散它。通過忽視高杠桿大銀行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一場“壞事變好事”的危機神話帶來的，僅僅是中央銀行身上的不斷累積政治壓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