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銀行副行長：港幣未來面臨市場自然選擇

　　香港貨幣制度的選擇，將會在近百年後第一次更傾向於無須過多人為干預的自然選擇

　　曹彤/文

　　港幣誕生於1935年。不久便與英鎊挂鉤。

　　“二戰”後，因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確定的全球金匯兌本位制，港幣與英鎊直接挂鉤也就意味著與美元間接挂鉤。1983年，由於香港前途問題，加之全球滯脹的大經濟背景，港幣開始大幅貶值。同年10月17日，香港政府確定了直接挂鉤美元的聯絡匯率制度，並將這一制度維持至今。

　　隨著1997年回歸後，香港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改變，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深度調整，這些外在條件正發生較大變化。

　　從政治上看，香港已經與中國內地成為一體。外交、安全和地緣政治上已經是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經濟上看，香港經濟結構在回歸後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經濟與內地的聯絡日益加深。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80%來自內地或主營業務在內地。

　　尤其是自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啟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香港則順理成章地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站。截至2010年末，香港地區人民幣流通總量已達到3100億元，比上年增長近4倍，而且仍保持快速增長勢頭，預計2011年末將達到8000億元左右。香港已漸成事實上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1997年以前的香港，加工貿易出口和海外投資的引入，決定了其經濟更多地依賴於英美等發達國家；而1997年以後的香港，加工貿易和海外對本土的投資已居於很次要的位置，主要經濟屬性是國際與大陸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中轉地，其經濟已深深地與內地融為一體。現今香港的經濟週期已遠遠背離美國而更與中國內地保持一致。

　　自2000年小布什時代開始，美元重新步入弱勢美元通道，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元及以美元為本位幣的全球金融體系受到較大衝擊。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推行QE1、QE2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五年出口倍增計劃”以來，美元的信用度更是直線下降。美元匯率波動的不穩定性，利率政策(相對於香港通脹率)的滯後性已經嚴重影響著香港的經濟運行和宏觀穩定性。

　　1983年選擇聯絡匯率制度時，外界條件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對香港而言，經濟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變得日益重要。

　　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並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其地域屬性必然是代表亞洲貨幣區，因而，人民幣國際化先期的發展方向必然是東盟地區，香港則正是這一進程的必經之地。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必然源於為配合人民幣國際化所構建的一系列制度和體系安排。

　　未來五年，流入香港的人民幣總量將超過5萬億元，與目前香港市場流通的港幣總量相當，圍繞人民幣的結算、信貸、投資、交易將逐漸成為香港金融活動的主體。香港的經濟週期的共振性、貨幣政策調控的針對性、港幣與其他貨幣聯絡的緊密性，都將更偏重於內地、偏重於人民幣。

　　香港聯絡匯率制度的核心是發鈔行以全額美元向金管局繳納發鈔儲備，並按固定匯率等值地發行港幣。反之，港幣回籠時則等值兌換回美元。

　　當人民幣逐漸成為主流貨幣、各機構和個人大量兌換和保有人民幣時，其兌換路徑將是：個人(或機構)以港幣向商業銀行兌換人民幣；商業銀行則以港幣向發鈔行或金管局兌換美元，再用美元向人民幣主結算行兌換人民幣；人民幣主結算行則再以美元向內地商業銀行(或經由內地銀行間交易市場)或中國人民銀行兌換人民幣，從而完成貨幣兌換循環。在這一循環中，從內地方來看，是人民幣的售匯(投放)和美元的結匯(回籠)，而從香港方來看，則是人民幣的投放和港幣的回籠。

　　在這一過程中，港幣將與人民幣同步流通，港幣的地位和作用將逐漸偏重於名義計價和貨幣兌換媒介，而金融交易和往來的現實貨幣選擇將實質性地以人民幣(以及傳統的美元)來體現。

　　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有權自主選擇貨幣制度。但在上述經濟金融背景的深刻變革下，香港貨幣制度的選擇，將會在近百年後第一次更傾向於無須過多人為干預的自然選擇。港幣的未來也將面臨市場的自然選擇。■

　　作者為中信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聯席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