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評論：金磚與墻

　　導讀：在西方經濟體仍舊努力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之時，新興經濟體卻在大步邁進，一些成員國甚至出現經濟過熱的苗頭。《經濟學人》雜誌評論文章認為，歷史證明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終會減速，而“中等收入陷阱”則是一個各國需要跨過的坎。

　　以下是該評論文章摘譯：

　　經濟危機可能削弱了富裕國家的經濟實力，但對於新興市場來説，這場危機幾乎接近一場勝利。中國在2010年超越處境艱難的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似乎會在10-20年內趕上美國。印度和巴西也在快速增長。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事實加深了許多人的疑慮——這個世紀將是新興經濟體書寫它們崛起故事的世紀。新興經濟體未來增長前景也許不錯，但是歷史卻發出了警告。戰後充滿了一些國家快速追趕發達國家的例子。但是那種增長從某個時段起開始令人失望。追趕領跑者比超越他們要簡單許多。

　　初期實現快速增長是容易的，因為發達國家已經開闢出一條清晰的道路。發展中國家可以借用發達國家本已有的科學技術。發達經濟體可能受制于落後的基礎設施；但落後的國家卻可以省略中間過程，直接利用最好的技術。隨著落後經濟體將農民轉移至逐漸擴大的製造業，勞動生産力也開始飛漲。年輕工人快速的收入增長使儲蓄率和投資不斷增長。

　　但是隨著新興經濟體越發的追趕發達經濟體，前者就越來越難以保持他們追趕的步伐。隨著他們可以借用的理念變得越來越少，發展中經濟體必須開始為自己創新。廉價的農業人口勞動力資源開始縮水，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開始進入服務業，而這個行業生産效率的提升是很難實現的。與發達經濟體的會合在過去看似唾手可得，現在卻被推遲。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放緩，西歐國家和亞洲四小龍便體現了此種追趕後的放緩；上世紀90年代的拉美國家則體現了發展後的跌倒。

　　世界對於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的依賴帶來了一個緊急的問題，即“中等收入陷阱”何時出現。在一篇新的論文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巴裏-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亞洲發展銀行的Donghyun Park和高麗大學的Kwanho Shin研究了自1957年以來的經濟記錄、以求發現潛在的警示標誌。這幾位作者所關注的國家是那些以購買力平價(PPP)為基礎的人均GDP年增長超過3.5%、增長持續7年的國家，這些國家隨後經歷了經濟增長的大幅下滑，幅度超過2%或者更多。他們忽略了以PPP為基礎的人均GDP為1萬美元的國家，將研究對象限定在了那些擁有持續增長的國家之上。最終顯現出的重要的分水嶺是：當相對PPP的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時，便會出現增長放緩。年平均增長率然後會從5.6%降至2.1%。

　　他們的這一研究結果通過了歷史的檢驗。當西歐國家和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左右的水平時，經濟增速逐漸放緩。新加坡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放緩也符合這一模型，上世紀9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同樣如此。這些案例表明，經濟放緩不一定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增長通常會繼續，且可能再次加速。日本最初的繁榮在20世紀70年代失去了動力，但其經濟比其他富裕國家的經濟增速都要快，直至上世紀90年代的放緩。

　　在不錯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時期可能被延長，這會使一個經濟體在發生不可避免的減速之前可以達到更高的收入水平。當美國跨越這個分水嶺時，美國擁有主導世界的地位，只要其創新能力允許，美國就有能力長時間保持經濟快速增長。英國的經歷顯示出，經濟自由化或者商業週期幸運的轉變同樣可能推遲此種分水嶺的到來。

　　對於貿易的開放程度似乎是一種強力的刺激物：論文的作者將香港和新加坡出色的表現歸因于這一原因。將消費提高至GDP的60%是有用的，低通脹和穩定的通脹水平同樣會起到積極作用。金融開放度和政體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低估的匯率，似乎會提高經濟放緩發生的可能性。這一點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論文作者暗示匯率低估可能導致一國忽視其創新能力，也可能引發終結經濟繁榮的經濟失衡。

　　中國 中等收入

　　論文作者謹慎地表示，並沒有鐵一般的定律可以預測國家的經濟放緩。中國快速的增長使其可能在2015年實現人均GDP達16740美元，比巴西和印度等國要快很多。鋻於中國經濟的風險因素——老齡人口、低消費、具有爭議的匯率——幾位作者暗示中國經濟增長有放緩的可能。

　　對於中國這樣獨一無二的國家做出分析是危險的。作者承認中國快速的發展可以轉移至內陸，那裏上百萬工人尚未進入服務産業，而沿海城市則可以培養創新能力。IMF預計中國目前至2016年的真實GDP增長率為9%；7%-8%的增速其實也不是那麼可怕。但歷史顯示，伴隨經濟放緩的往往都是危機。在上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速在7%所實施的投資在增速降至5%時就已經不合理了。結構性改革可以幫助經濟軟著陸。對於中國來説，在經濟狀況不錯的時期進行此種改革比在經濟狀況差的情況下改革要更加明智。而這種較差的狀況終究會出現。(多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