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和世行春季年會無果而終 看好經濟隱憂仍存

　　經濟過熱、債務危機、通貨膨脹、糧食和燃料價格高企，當這一切問題被擺上桌面討論、協商、再討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大佬們”也無能為力。於是，當地時間4月16日，世界銀行和IMF春季聯合會議在華盛頓“無果而終”。

　　“不會有人寄希望在這樣一個例行會議上收穫實質性成果，但會議中傳遞的蛛絲馬跡可以給世界經濟的發展提供參考。”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指出，“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臨不同的挑戰，雙方應該為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好配合，作出讓步。”

　　加強配合

　　新興經濟體對於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毋庸置疑，世界銀行和IMF一致看好其發展前景。在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看來：“和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顯得更具活力。其中，由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更是佼佼者。”

　　IMF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印度、巴西在2010年的GDP增速分別高達10.3%、9.7%和7.5%，成為全球經濟復蘇中的重要引領力量之一。不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同樣存在不少隱憂。

　　“經濟過熱、通貨膨脹、高漲的糧食和燃料價格，都是新興經濟體發展面臨的重要挑戰，尤其需要關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IMF亞太部主管阿努普辛格提醒，“過去幾個月來，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過熱風險不斷積累，應對通脹將是這些國家未來幾個月的首要政策。”

　　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主席、新加坡財政部長尚達曼認為：“新興經濟體日益增強的通脹壓力正在向全世界蔓延，轉而成為全球性的通脹，並可能導致利率和匯率風險。”

　　對此，華民分析：“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臨不同挑戰，應該採取不同的宏觀政策。

　　“就發達經濟體而言，應該採取貨幣量化寬鬆政策，增加貨幣供應；儘量少用財政政策，這可能導致更多的債務危機；進行結構性調整，對退休年齡、養老金體系進行改革，並控制赤字。”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截然不同。IMF貨幣與資本市場部主任維納爾斯認為，目前，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規模急劇增加，這可能會加劇全球金融失衡，並給各央行貨幣政策帶來挑戰，這將是全球金融穩定面臨的一個風險。

　　“新興經濟體始終沒有與發達經濟體保持平衡、穩定的貨幣政策，這是導致大量熱錢流入的主要原因。”在華民看來，“新興經濟體不應該頻繁地改變匯率、利率政策，過快地升值和升息都會導致資本流入。”

　　事實上，世界銀行和IMF已經注意到了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系統性風險。維納爾斯提出：“為了對抗這個風險，他們(新興市場經濟體)需要再平衡財政政策，更好和更多地著眼宏觀政策。比如説，一些國家需要收緊貨幣政策，謹慎採用同資本流動有關的金融政策和其他措施。”

　　不過，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並不贊成維納爾斯的觀點。他指出，“發達國家實施的寬鬆貨幣政策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一些發達國家總是忽視自身問題，喜歡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

　　華民在採訪中強調，“新興經濟體應該鼓勵發達經濟體採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而發達經濟體應該支持新興經濟體穩定的匯率政策。”

　　明確目標

　　“IMF改革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我們應該冷靜看待這個問題。”華民表示，“IMF並非全球貨幣體系的核心機構，其主要職責是監管全球系統性風險和發生風險後的短期融資，中國沒有必要糾纏在IMF改革和奪取話語權上。”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專欄)顯然並不贊同。他指出，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是改革的重要內容。各國應加快對2010年份額與治理結構改革方案的審批程序，確保在明年IMF和世界銀行年會前生效。

　　易綱認為：“IMF需要繼續改革和完善其監督職能，制訂涵蓋財政、貨幣與匯率、宏觀審慎等宏觀政策以及資本流動管理和勞動力市場等結構性政策的廣泛的新監督框架，從制度上保證對成員國政策進行平衡與全面的監督，並應轉移監督重點，實現對系統性風險的及時監測和預警，提高監督的有效性。”

　　“我們應該清楚參與IMF的目的和目標。”華民在採訪中強調，“比如，中國希望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比例，但是，我們是否準備好增加在IMF中的準備金，又或者發達國家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準備金？” (本報記者 張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