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華盛頓財長和央行行長會閉幕 六大指標把脈全球失衡

　　記者 陶冶

　　在為全球失衡糾錯的問題上，過去兩年多時間裏令中美兩國劍拔弩張的貿易順差與過度消費之爭可能很快就會得到極大緩和。本月14日至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表公報稱，已就定義失衡的一攬子指示性方針達成一致，完成了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工作的第一步。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所長李向陽17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G20成員國認同的六項指標突破了原來僅圍繞貿易收支差額這一項片面指標糾結的局面，這對於認識乃至解決全球失衡問題邁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本次會議是對2月份巴黎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圍繞失衡指標認定成果的一次落實。各方達成一致的一攬子指標總計有六項，其中關注各國內部失衡的指標有兩對，分別是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另有一對指標著眼于外部失衡，即貿易賬戶和凈投資收益以及轉移賬戶，公報稱在評估六項指標的同時將充分考慮匯率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此外，各方還一致同意上述指標的量化標準通過採用結構法以及時間序列、分組、分位數等統計法測算得出，通過與2013—2015年的預測平均值進行比較，用來甄別存在過度失衡的國家，並就失衡的本質和原因進行深入評估。

　　最新共識點亮G20合作前景

　　就在人們對於後危機時代G20各國的合作動力和效果越來越感到質疑的時候，各方圍繞糾正失衡指示性方針達成一致不能不説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G20集團輪值主席國法國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長克裏斯蒂娜拉加德15日在新聞發佈會上就盛讚這一成果，稱“就指示性方針達成一致是構建正確政策的重要一步”。

　　李向陽認為，G20成員國趕在今年11月召開的戛納峰會之前推出這一攬子指標，反映了大國在後危機時代為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這一目標而進行的合作仍在繼續，其在危機階段彰顯出來的合作效力有望在危機結束以後保持下去。“我認為，最新共識是維護G20機制權威的重要舉措。”他説。“如果各國能在糾正失衡這一領域內邁出實質步伐，對於確立G20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將大有裨益。”李向陽表示。

　　糾正失衡從片面走向全面

　　圍繞指示性方針的最新共識之所以被普遍認為是朝向正確方向的重要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糾正了過去將全球失衡簡化為貿易失衡，又將貿易失衡進而片面歸咎於順差國責任的概念。這種片面且有失公允的指責使得中國因其較大貿易順差而在過去兩三年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令人感到振奮的是，此番推出的六項指標從原來的僅關注外部失衡（即經常項目失衡）擴展到了與貿易失衡密不可分的各國內部失衡。

　　有關內部失衡的四項指標分別是財政赤字、公共債務、私人儲蓄率和私人負債。以美國為例，危機後美國民眾消費意願急劇下降，消費者開支大幅縮水，失衡局面似有好轉。然而，真實的情況是美國政府擴大支出，通過容忍財赤高企和增加公共債務來拉動需求，這就使得美國原來存在的負債消費和過度消費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改變，只不過是從家庭和私人部門轉向了政府和公共部門，這就使得其經常項目收支差額的改善大打折扣；同樣道理，危機後美國的私人儲蓄率大幅上升，席捲全國的去杠桿化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收縮了私人負債，然而這種自動糾正失衡的努力同樣為政府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抵消。

　　美國的例子説明，順差和逆差反映的是一國內部宏觀經濟儲蓄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單純從外部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們最新達成一致的一攬子指示性方針力圖從標本兩個層面評估失衡狀況，這不能不説是從片面到全面、從狹隘到綜合的一大進步。

　　四種方法充分考慮各成員國特殊性

　　與會前透出的部分信息相吻合，本次會議還就上述指標的評估過程提出了四種方法或模型。第一種方法是結構法，即強調要考慮各成員國的經濟模式和經濟理論，特別是像一些大宗商品生産國所面臨的特殊情況。李向陽認為，這一條主要是為資源輸出國特別是石油輸出國留出空間；第二種方法是時間序列，主要是指考慮每個成員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勢。比如，一個有著貿易順差歷史的國家，不可能生搬硬套各種指標而期望其一夜之間成為貿易逆差國；第三種方法是分組法，即考慮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這對其經常賬戶收支可能産生重要影響；最後一種方法是分位數法，是指一國相關指標與G20各國平均或總體普遍走勢之間存在的偏離度。

　　李向陽認為，這四種方法的提出有其顯而易見的積極意義，那就是從更立體的角度考慮了各成員國各自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提高了評估指標的包容度。但與此同時，他也認為提高指標的包容度相當於在一定程度上軟化指標的邊界，其風險在於某些順差國（如資源輸出國等）可能受益於排除法而得到更多包容，而另外一些順差國則成為矛盾集中的指向。對於這種風險，中國也必須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