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不是城市的假想敵

　　湯嘉琛

　　一場即將到來的盛會讓深圳如臨大敵，草木皆兵。在過去100天的時間裏，深圳警方已陸續將8萬餘人趕出這座城市。他們或是涉嫌賣淫的“失足婦女”，或是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晝伏夜出的無業人士，或是揚言報復社會的失意者，但他們身上都被貼了同一個標簽：潛在治安高危人群。

　　作為一個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劃分成三六九等，已經明顯有違現代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動用行政力量，將那些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強行排擠出去，更是對公民居住權和自由遷徙權的踐踏。遺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頗的做法，竟被有關部門當作一項“戰果”來宣示。

　　當然，只要遇到盛大活動就“犯病”，深圳並不是第一個患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患者。照理説，隨著中國日漸強大，越來越多的世界級盛會都會更加青睞我們，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豐碩成就撐腰，前進中的中國理應更加從容和自信。但是，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過來，那些被選中的城市卻總是突然像個要面見貴賓的小媳婦兒，開始擔心自己的衣衫不夠整潔，擔心自己的粧容不夠精緻，擔心自己所用的香水不夠高雅，於是在閨房裏如坐針氈，自己嚇唬自己。

　　城市因人而生動。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種的勞動者，有了各種層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會具有迷人的生活氣息，而不至於淪為鋼筋水泥的叢林。縱是確有極少數人不能在這個城市有尊嚴地生存，去留與否也應是個人自由選擇。在正常的城市生態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原本是可以和諧共處的，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卻容易形成一個壞習慣，他們總是慣於想象出很多的假想敵。路邊的小攤小販是潛在的敵人，小區維權的居民是潛在的敵人，向包工頭討薪的農民工是潛在的敵人，房屋遭強拆的業主是潛在的敵人，失業青年是潛在的敵人，精神病人是潛在的敵人，誰要影響哪怕有可能影響到穩定，誰就是敵人。

　　正是這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讓城市主政者將社會風險估計得過於嚴重，以致他們總是要求自己的下屬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久而久之，這種“自己嚇自己”成了一種僵硬地處理人們內部矛盾、處置日常事務的方式。幾年前，有一個帖子備受網友追捧，其標題《穩定什麼也沒有壓倒，只壓倒了我們》雖然有些驚悚，但也有幾分道理，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社會矛盾？視而不見當然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但謹小慎微以致畏首畏尾也十分不可取。畢竟，很多被視為威脅的社會矛盾，其實只是正常的利益博弈，遠不至於將社會拖入動蕩的泥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仍具備相當的彈性，正是這種彈性讓我們能夠在應對各種挑戰時化險為夷，平穩度過危機。如果不能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總是在試圖消除衝突的時候又製造新的社會衝突，這樣的社會必然缺少美國社會學家科塞所説的“安全閥”。

　　可以説，只有那些對自身容納衝突能力極其自卑的城市，才會在盛大活動面前方寸大亂，胡亂地向轄區內的民眾展示肌肉，讓老百姓口中有怨言胸中有怨氣。而一個真正值得人尊敬的城市，並非是沒有社會矛盾的烏托邦，而是能夠容納衝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衝突的生活空間，它沒有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