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漢華：手機定位真能約束官員

　　一方面是行政權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又用手機定位來管。這是自相矛盾的，亟待根治

　　【背景】《重慶商報》報道稱，2010年4月，為實現對黨政幹部的“精細化管理”，重慶市酉陽縣向該縣各鄉鎮和縣直機關領導配發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機，用於監管這些黨政領導8小時以外的生活。

　　酉陽縣紀委副書記毋勇稱，這些被監管的幹部涉及39個鄉鎮和106個縣級部門，包括縣四大班子領導(書記、縣長除外)，各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縣級各部門、各人民團體和縣屬企事業單位黨政主要負責人，共239人。

　　這些基層領導被要求24小時開機，接受縣紀檢委的跟蹤監督。若被發現有違規違紀行為，將視情節受到通報批評或責令辭職等八類處分。這批GPS定位手機每台約3000元，人手一部，全部納入國有資産管理。

　　報道稱，掌握這些手機的幹部，每月最低消費為342元，採取與持機者辦公電話捆綁的方式，由縣財政統一支付。該制度啟動至今，因各種原因被點名批評的有兩個單位和82名領導幹部，其中22人被誡勉談話。

　　經媒體報道後，酉陽縣紀委新聞發言人對媒體公開表示，這些手機是由該縣電信公司免費提供，而通話費也並非由縣財政支付。而且，該舉措“只是要求幹部24小時保持通信暢通，以便應急；從沒開通手機視頻功能，並不侵犯隱私權。”

　　那麼，手機GPS定位能否有效監督基層黨政官員？同時，誰來監督該縣沒有配發GPS定位手機的縣委書記和縣長？

　　憲政學者、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靠手機定位來掌握黨政官員的行蹤，監督官員，預防腐敗，並非治本之策。同時，書記、縣長不納入監督範圍，也是敗筆。這作為一種監督黨政官員的嘗試，有一系列深層問題值得追問：

　　首先，監督官員，是否有必要配發手機。配發手機後，到底是公用還是私用，很難監督。同時，針對公務員而言，慣例是定期報銷一定額度的通訊費用，而不是配發手機。事實上，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一般辦公室都有固定電話，手機也並非政府採購的必備項目。

　　其次，即便有必要配發手機，從依法行政的角度，這些手機也應納入政府採購計劃，由財政負擔。至於採購機型、價格和話費額度，都應依法公開，接受監督。酉陽縣黨政官員接受電信公司免費提供的手機，難免企業利益輸送的猜疑。

　　至於手機定位和電話抽查是否侵犯隱私權，周漢華認為，手機GPS定位當然會涉及隱私權問題，但對此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黨政官員具有雙重身份，作為自然人，手機定位會侵犯隱私權；但作為公職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必須接受監督，隱私權較普通人有所限制。

　　現實中，一些黨政官員在八小時之外大搞權錢交易，生活糜爛，被曝光後，甚至還以“隱私權受侵犯”為由，對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甚至反告媒體。就此而言，當前，過分強調官員個人隱私權並不合適。目前需要的是對黨政官員更多的外部監督。

　　當然，為了加強廉政建設、確保公務員的廉潔，取信於民，這種手機定位與隨機抽查的做法也可作為一種嘗試。但與此同時，紀律檢查部門應嚴格界定其適用範圍，確保這種監督不至於侵犯一般公務員的基本人權。

　　對酉陽縣委書記、縣長不納入監督範圍，周漢華認為，這是錯誤的。畢竟，黨政一把手更有機會腐敗。因此，縣委書記、縣長應身先士卒，主動把自己納入監督範圍，並讓紀律檢查部門公佈監督結果。只有這樣，才能讓人真正相信其反腐敗的決心。

　　周漢華指出，手機定位監督官員只是治標的辦法，治本之策應從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入手。未來，黨政官員的權力真正“受限了、公開了、分解了、下放了，過多的審查權廢除了，就不需要這些治標的手段了”。

　　他最後指出：“行政審批改革推行十多年了，審批權過多過大的問題沒有根本改觀，甚至有權力越來越大、向舊體制復歸的趨勢。一方面是行政權力越來越大，不斷滋生腐敗，另一方面又要用手機定位來管。這是不匹配的，必須採取更為根本的對策。” 　(財新記者 張新名 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