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時代更需要魯迅精神

　　魯迅這個名字，意味著解放思想，針砭時弊，傲視權貴，無所顧忌。

　　文 伊廉(北京)圖 李春曉

　　前些時日，以精簡中學課本中的魯迅作品為由頭，又引起一場如何評價魯迅的論爭。其實，不管怎樣的“城頭變幻大王旗”，對魯迅的“發難”從未歇息過。竊以為，這種論爭永遠不會停息，就像“孔子的興衰”一樣，“韆鞦功罪，誰人評説”？還將爭論下去。一個人能讓人不忘，正體現他思想的價值。

　　魯迅這個名字，意味著解放思想，針砭時弊，傲視權貴，無所顧忌。

　　作家邵燕祥先生曾這樣論述：“對今天的讀者來説，特別是青少年，對當時的社會背景不了解，不容易進入魯迅的世界。普及魯迅的工作比普及錢鐘書要迫切得多，可行性也更大一些。魯迅的悲哀就是他沒有速朽，他抨擊的時弊，今天十倍百倍地膨脹，甚至惡化，所以魯迅的文章還繼續富有生命力。”

　　學者錢理群教授認為：魯迅和胡適最根本的區分就在於，魯迅是體制外的、堅持批判的立場，胡適是體制內的、慣用補臺的方法。胡適，從某種程度上説是維護體制的，而魯迅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凡是壓抑人的，不管來自哪一方面，魯迅都要反抗。“魯迅批判立場的徹底性，正在於他的批判首先是指向自己的：他不僅不能容忍對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時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

　　當魯迅“被加入了左聯”，他依然如同過去一樣地反對專制主義。“魯迅與周揚(微博)等人的矛盾就是因為周揚他們那一套作風是帶有專制主義色彩的。”在魯迅的筆端，周揚是“深居簡出的元帥”、“文壇皇帝”、“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反革命”、“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會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依勢定人罪名”的“奴隸總管”。儘管如此，魯迅先生還是平心靜氣地寄予希望，“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

　　魯迅在《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那篇文字中説，“無産階級專政不是要殺人，尤其不是一個批評家拿起筆來就判處一個詩人死刑的。”簡言之，其實就是一句話：“革命是並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這樣的簡單道理，時下的一些“左派革命家”也還不明白，輕則封殺言論，重則請君入獄。以勢壓人，難讓眾人心服。

　　魯迅與對手戰鬥，僅局限于思想“鬥爭”和對人格的判斷，都是精神層面的，給對方戴的帽子也不過是“洋場惡少”、“喪了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之類的形象符號。而對手給魯迅的“冠名”，諸如“反對基本政策”、“拿盧布”，甚至要求“實際解決”，對這樣一些仰仗體制內殺人權勢的恐嚇，“由無理到無能，再到無賴，甚至於無恥”，先生只能用“白眼球”蔑視看他們，嗤之以鼻。

　　據悉，毛主席在生命最後的歲月，還在用放大鏡閱讀大字本的《魯迅全集》。他曾經對高級幹部説：“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第一聖人，中國第一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聖人者，思想可治國興邦之謂也。

　　在那風雨如磐的歲月，一篇《紀念劉和珍君》留給後人，“墨寫的謊説，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將把屠夫們的“業績”永遠印在“歷史的殺人犯”的名錄中。“為官幫忙，為商幫閒，如果主子作惡，也就是幫兇”。

　　“我們是喋喋不休地重復梁實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語堂的菜譜，還是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的學生，我們曾有過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與錢穆的嚴謹學業？”朱學勤教授答曰，“三者合一，應該成為我們向學生介紹30年代知識分子的三種主要形象。那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楷模，他們凝視著這個輕佻的當下，沉默不語。”當然，“在靈魂的深和思想的深上，魯迅是一座高峰”！孫郁先生如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