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把抑制通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首要任務

　　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抑通脹的關係

　　陳佳貴

　　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對於完成“十二五”各項目標任務至關重要。同時，今年我國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極其複雜。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提高針對性、靈活性，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抑通脹的關係，對於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具有重要意義。

　　把抑制通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去年5月以來，我國物價總水平持續較高，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0月達到4.9%，11月達到5.1%，12月達到4.6%，全年達到3.3%；PPI(生産者物價指數)也比較高。今年1月CPI達到4.9%，2月雖然與1月持平，但造成通脹壓力增加的諸多因素並沒有減少，有些因素的作用還在加強。由此可以推斷，2011年通脹壓力有可能繼續增強，必須繼續採取有力措施抑制通脹。造成通脹壓力增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流動性過剩。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由於我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貨幣發行增速加快，流動性過剩問題已在逐漸積聚。從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我國出臺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計劃2009年貸款增加5萬億元，結果達到9.69萬億元，多增加4.69萬億元；2010年可以在5萬億元的基礎上增加16%即5.8萬億元，但實際達到8萬多億元。這就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從2010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把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從實際執行看是在逐步收緊銀根，但這一目標的實現很難一蹴而就。今年1月和2月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分別增長17.7%和17.9%，雖然比2009年和2010年同期有所下降，但還是超過預期。前幾年多發行的貨幣和大規模信貸資金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消化。美國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我國也會帶來影響。今後幾年，流動性過剩始終是造成通脹壓力的主要因素。

　　經濟增長速度偏快。一般認為，我國現階段潛在經濟增長率在9%左右。因此，“十二五”規劃綱要把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為7%。這是有科學根據的、實事求是的。我國從2003年至2010年的8年中，GDP增速有6年在10%以上，“十一五”時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1.2%。長期的高速增長必然推動物價上升。

　　農業基礎還不穩固。長期以來特別是“十五”以來，我國採取不少刺激農業增産、農民增收的措施，特別是取消農業稅和對種糧農民實行多種補貼激發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特別是水利設施投入不足，農業抗災減災能力弱，總體上還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狀態；農業科技、農田管理等也很落後，現代化水平低；戶均耕地少，規模經濟差；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業勞動力素質低；農業與其他行業比，比較效益低。加上我國人口多，經濟社會發展對農産品需求增大，糧食等主要農産品供求將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稍有波動就會影響供給。主要農産品價格將長期呈上升趨勢。

　　成本上升。首先是工資成本上升。近兩年工資上升較快，加上社保基金徵收面擴大，企業工資性支出增加。其次是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石油、鐵礦石、棉花等價格上漲很快，推動下游産品價格上漲；工業品價格上漲又推動農産品價格上漲。再次是土地價格上漲。這不僅直接推動房地産價格上漲，而且造成居民支出增加。此外，資源性産品價格改革、環境成本上升以及其他要素價格上漲也在推動産品成本和服務價格上漲。

　　輸入性價格上漲。近年來國際上一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較快。我國能源和一些基礎性原材料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很高，石油、鐵礦石等都超過50%。隨著世界經濟逐步復蘇，經濟增長對能源、鐵礦石、棉花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價格大幅上漲。去年我國原油、鐵礦石、塑料、銅、成品油和大豆等大宗商品的進口量增加並不多，但由於價格上漲幅度很大，企業支出大幅增加，成為推動工業品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國際上糧食、油料等農産品價格也呈上漲趨勢，我國大豆、油料進口量大，直接推動CPI走高。

　　這五種因素是緊密聯絡的，但它們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有人認為，當前價格上漲屬成本推動型，因此採取緊縮政策無效。這種看法值得商榷。五種因素中前三種起的作用更大，特別是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是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增加農産品供給、適當收緊流動性，一定要控制好經濟增長速度。

　　處理好穩定經濟增長速度與抑制通脹的關係

　　經濟增長速度過快，需求旺盛，必然促使價格上漲，形成通脹壓力，甚至出現嚴重通脹。相反，如果把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適度範圍，需求較平穩，成本就會得到控制。因為增長速度得到控制，勞動力、能源、原材料需求就不會過大，價格就不會上漲。歷史數據提供了佐證。如右圖，從1990年到2010年的21年間有10年GDP增長率在10%以下，這10年中只有3年CPI在3%以上，其餘7年CPI都在3%以下；而在GDP增速超過10%的11年中只有3年CPI在3%以下，其餘8年都在3%以上。尤其是1992—1995年，GDP超常增長，進入11%—15%區間，CPI隨之進入6%—25%的區間。PPI上漲率與GDP增長率之間也存在類似關係。

　　“十二五”規劃綱要把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為7%。如果我們將其作為最低增長目標，那麼，8%—9%是最優增長區間，9%—10%是次優增長區間，而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0%就可以看作出現了過熱苗頭。下圖中所反映的歷史情況也證明了這個判斷。但在現實生活中，經濟增長率如果降到10%以下，就有人出來反對，認為發展速度太慢了；如果降到9%以下，反對的聲音就會更多。所以給人的印像是，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越快越好。既然現階段經濟潛在增長速度在9%左右，那麼，只要經濟增速保持在8%—10%之間，通脹率控制在4%之內就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經濟增速控制在8%—9%，通脹率就可控制在3%之內，那是最理想的。

　　主張經濟增長速度要快的人列舉了很多理由，最主要的是就業壓力大。我國人口多，從一般意義上講這是有道理的。但考慮就業壓力不僅要看人口總量，還要看人口構成，看經濟總量和産業結構。由於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很低，人口老齡化發展很快，近幾年進入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每年減少500萬左右。這種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近兩年“招工難”正在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發展。這一方面是由勞動力供給減少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我國産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引發的。因此，把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9%左右不會引起失業人口大量增加。

　　控制經濟增長速度會不會引起滯漲？這是有人擔心的另一個問題。今年我國經濟是不會出現滯漲的，“十二五”時期出現滯漲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應引起高度重視的是，由於我國長期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老齡人口急劇增加，勞動力供給逐步減少，工資福利進入較快增長期，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處理好穩定經濟增長速度與調整結構的關係

　　經濟結構調整內容豐富，既包括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也包括投資和消費結構調整；既包括一、二、三産業結構調整，也包括各産業內部結構和産業組織結構調整；既包括區域結構調整，也包括城鄉二元結構調整；既包括所有制結構調整，也包括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保持經濟增長速度與調整經濟結構有一致性，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它們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使國民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但兩者側重點又有不同。經濟增長關注的是短期目標，是一種戰術性措施；調結構關注的是長遠目標，是一種戰略性舉措。有時，它們之間還存在矛盾。以經濟增長速度與産業結構調整的關係為例：經濟增長速度快一些，有利於就業，有利於增加財政收入；但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各方面需求旺盛，那麼，落後企業、落後産能不僅得不到淘汰，而且會獲得發展空間，加大産業結構調整難度。比如，2008年前我國一些行業就存在産能過剩、産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等嚴重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為防止經濟增速大幅下滑，不得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大量投放貨幣信貸，結果經濟增長速度保住了，但不少行業、地方的産業結構調整延誤了。又比如，2008年前我們就提出不能過度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不少地方大幅增加投資，導致當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再創新高。雖然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但也可以説明一些問題。

　　所以説，必須處理好穩定經濟增長速度與調整經濟結構的關係，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出臺宏觀經濟政策和實際工作部署決不能為保年度高增長速度而忽視經濟結構調整，以致推遲結構調整進程；更不能為保年度高增長速度而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增加以後結構調整的難度，而應當全面落實中央精神，把保增長與調結構結合起來，特別是適當控制年度經濟增長速度，為經濟結構調整創造良好宏觀環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