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雅玲：日元貶值將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

　　編者按：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部海域發生了9級強地震引發的海嘯，日元匯率當日受到較大影響，盤中出現大起大落的走勢。隨即幾日日本央行為了挽救日本經濟開始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日元匯率也因此一度觸及二戰以來的新高。在日元匯率升勢難阻的情況下，西方七國決定聯手干預日元匯率。那麼在G7的聯合干預下日元的中長期走勢將會如何變化？日本經濟需要多久才會恢復？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做客和訊將為我們解讀這一事件。

　　主持人：日本今後將進入災後重建的過程，有沒有可能中國通過人民幣在日本地區的投資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而對人民幣匯率有一定的影響？

　　譚雅玲：我覺得從匯率角度來看，我們前面講了美元和日元，如果這兩個貨幣都貶值的話，對人民幣帶來的升值壓力會比較大，而且人民幣升值預期已經比較強烈了，對我們産業鏈本身和結構調整本身，我個人認為帶來的阻力會比較大。更多的人説人民幣升值有利有弊，利大於弊，甚至有人説人民幣應該加快升值。可我個人的感覺並不是很好，我認為，第一，如果再升值的話對我們産業利潤或國際競爭力應該是不利的，因為我們的品質、資質和結構並不是很好，並沒有迎合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挑戰。第二，從目前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走勢已經走了六年，已經違背了任何市場價格的基本規律，黃金、石油、美元、歐元、日元這三年多、四年，包括匯率改革的六年基本上它有上有下，跌的特別多，漲得特別快，但漲跌的基本規律基本按照這個規律在運行。但人民幣從2005年7月21日改革到現在基本處於上升通道當中，2009年可能是漲得最小的，只有0.8，剩下就是在1%、2%、6%上漲過程當中，一直在上漲，如果和規律本身背離的話就會有很大的風險，回想我們的股市，2006、2007年暴漲，之後出現了暴跌，這個政策我們之前想到了。很多人説金融危機改變了很多，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技術漲跌的規律。所以，人民幣風險預警不能再推升值，應該把握雙向調整。這是人民銀行發言人和貨幣政策導向。國外人對我們的貨幣預期低估了，但外國人對人民幣預期有一定它的利益訴求，這時候你要警惕，它盼著利益訴求是覺得可以得到，中國的官方，中國的學者應該想到，我們的思路問題在於我們只關注利，沒有考慮弊，也沒有總結我們這三年的弊，我們的弊端也是挺大的，因為我們的快速升值，使企業在國際上的絕對競爭優勢打沒了。原來我們是世界工廠，現在角度看，你是世界工廠，量很大，你貨幣升值了，需求方可以不要你的，他可以找成本更低的國家，越南、印度都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和我們資質差不多，所以人民幣升值最大的受益者是誰？墨西哥。所以，要看這樣的趨勢，所有的國家希望自己國家的貨幣貶值，干預貶值，包括日本也是這樣。南非、印度、巴西的貨幣都跟我們資質差不多，都是金磚四國的國家，包括俄羅斯、越南的貨幣參與升值他都干預，一次性貶值，不讓它再升值，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思路是不是有悖于大家，是不是也有風險，值得思考。現階段的中國應該想想金融危機的教訓，貨幣升值；應該想想所有國家的策略，貨幣貶值。

　　從人民幣國際化角度來看不能太簡單了。一個貨幣國際化的路徑是什麼？應該是先內後外，內部做好了，外部主動來接受你，這是國家貨幣的一個基本路徑，而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外部，讓別人來接受我，跟價格，人民幣預期有關係；另一個角度來講，國際化是全球範圍內的，我們與日本的通道打通了，和亞洲的通道打通了，世界上還有非洲、歐洲、拉美這麼多國家呢。所以，我們不能把過程和目標想得過於簡單，它是一個很長的路程。而且貨幣本身是通過結算、交易、儲備，很多層面構成的，我只走了一個結算或交易品種單一的放開，就期待人民幣國際化即將實現。我覺得我們在國際化進程當中有點過於樂觀，過於滿足，我們現在需要腳踏實地，在人民幣匯率和外幣匯率層面，我們的專業和技術素質差異很大，包括人民幣匯率的關注點和美元、歐元主要貨幣的關注點都是有差異的。國際貨幣變動的關注點在小數點後前兩位，這是歐盟關注的點位，我們關注的是小數點後四位的後兩位，這樣想問題。這樣的想法和國際想法是有很大差異的，這和國際市場炒作有關係，同時與我們的專業資質、技術能量有關係。所以，美國是通過金融保全經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經濟很發達，金融並不發達，而經濟發達當中還缺少很多品質性、結構性與質量性的東西，所以，我們應該用“金融未來的大來保經濟的強盛”，這樣對中華民族長遠發展，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包括人民幣國際化才能起到實實在在的推進和有效的結果。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目前由於全球壓力的影響，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可能會越來越大。您有沒有可行的建議緩解這種壓力？

　　譚雅玲：這要觀察市場配置，美元能有效實現美元貶值策略和市場配置有關係，只要美元對歐元的價格方向一發生偏差，美元指數就會跌的比較快，是靠技術來推動貨幣政策的意願。從中國市場角度來看，我們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參考一攬子貨幣，但我們參考一攬子貨幣的模式或配置沒有透明度和清晰度。比如決策、市場、企業家、投資者誰知道這個配置，誰都不知道，我們可能也不知道配置。我認為應該儘快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配置。當然這個過程可能會很難，但我們匯率改革已經六七年了，應該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這樣就沒有必要推人民幣國際結算，人民幣對外投資，因為配置已經有了。

　　如果和韓國、泰國的交易非常重要而且量也很大，可以把配置擱進去，所以，這是很技術，很專業的層面，但對中國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現在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太強烈了，這對人民幣市場配置應該是不利的，在輿論導向和市場認知、學術、專家評論上應該兩面性、有效地論證人民幣的狀態，但從國家層面好像非常明確，央行行長、外交部，包括過去溫總理、胡主席的表態實際上已經不太贊成人民幣升值，應該增加人民幣雙邊走勢。現在的狀態對投資把握非常不利，市場化程度需要通過數據指標來運行，通過專業和技術角度來吧我，而不是作為一種宣言和政策框架的指引，應該實實在在地推進知識型、技術型層面，使人民幣有落腳點和根基，這樣我們應對外部風險，包括應對日本大地震和自身結構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

　　主持人：我們把話題繼續拉到日本震後的影響，日本地震以後，核擴散危機對世界造成的恐慌是很大的，進而各國政府都在考慮自身的核設施是不是安全和達標，您認為這對未來的能源結構是否産生影響，世界能源結構會不會因此而發生改變？

　　譚雅玲：我覺得能源結構改變現在討論為時尚早，因為核能源的發展，第一，它是很重要的能源後續和能源補充的層面；第二，核能源本身的發展與現在很多主題是相對比較吻合的。日本大地震，核能源問題引起恐慌和很大的殺傷力、破壞力，各國也高度關注，但整個世界不會因為大地震帶來輻射和衝擊而改變模式。後面它的走勢和趨勢，如果短期定性太早了，還有待於進一步觀望，但短期引起關注的，也是政府提出的安全問題，這個短期各國政府都會加大力度和採取措施，包括檢查和技術上的核查可能都會對整個世界的核能源安全起到推動計劃和技術上的保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