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金融改革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

　　金融業的進一步改革與開放是實現“十二五”目標的重要保證，也是應對當前宏觀調控難題和外部壓力的唯一齣路

　　夏斌/文

　　雙週宏觀經濟分析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保持物價穩定列為2011年宏觀政策的首要任務，表明通脹是今年的主要風險。

　　金融業的進一步改革與開放，是實現“十二五”目標的重要保證，也是應對當前宏觀調控難題和外部壓力的唯一齣路。

　　防通脹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重點。而今年的通脹成因較為複雜，既有國內外貨幣的因素，也有歷史上價格扭曲的恢復、改革的成本、自然氣候等因素的衝擊。

　　央行已借助數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調控貨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效果有所減弱，不得不擴大數量調控的範圍和嚴格程度。

　　而利率等價格工具受國內外金融市場制約，空間有限。

　　但通脹畢竟只是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根本在於理順經濟運行。這需要借助貨幣政策等宏觀金融政策，但又不能完全局限於此，應推動包括利率市場化、直接融資市場等金融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

　　美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世界金融市場動蕩不安，人民幣既要一定的區域化來應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同時也要應對國際熱錢的大量跨境流動。

　　雖然中國通脹預期強烈，但國際社會對人民幣仍存在升值壓力。

　　這種狀況與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有關，一旦形勢發生變化，情況可能會出現逆轉。防範風險的根本之路，在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靈活性，金融系統保持有限的全球化。

　　可見僅僅借助宏觀調控工具，其應對空間已相當有限，風險加大。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跳出現有的怪圈。

　　金融領域改革的核心，是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有限全球化。

　　但在當前複雜環境下實現這兩項風險較大的轉軌目標，需要政策的很好搭配銜接。為此，需儘快明確金融改革開放過程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金融改革開放要以經濟為本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加快金融改革與開放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處理不好，同樣會給國內經濟穩定帶來衝擊。

　　把握金融發展的首要原則，不能為自身的開放而開放，也不能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體工作中，不宜脫離經濟發展需求，對金融改革開放設定獨立的具體目標。

　　在國際上，發展金融業，確實既可以主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也可以相對獨立發展，並構成GDP增長的重要來源。

　　但是，對於持續高增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而言，實體經濟仍是決定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

　　因此，必須始終堅持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發展原則。

　　即使在強調當前中國金融總體發展不足或“滯後”的階段，也應盡力避免單純為了追趕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現代金融”中最新金融産品和技術，不顧實體經濟的需求，進行簡單的模倣與照搬。

　　例如，在貸款行政控制仍艱難實行的階段，不講條件地去加快推進某些高杠桿性産品等。

　　“高杠桿”産品應謹慎引進

　　世界上多個國家金融改革開放的教訓證明，在轉軌時期，由於金融開放的節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銜接配合不好，在引進一項新的金融産品或金融技術時，往往導致貨幣失控和宏觀經濟失衡。

　　這其實並非新的金融産品和金融技術本身有問題，而是由於政府對轉軌、漸進改革複雜性估計不足，政策銜接配合不夠嫻熟所致。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個市場經濟高度成熟的國度內，宏觀調控技術嫻熟，然而由於放縱了大量“高杠桿”産品，同樣惹成了大禍。

　　這不是一概反對引進“高杠桿”産品和各種金融衍生産品，而是應該強調引進的目的、引進的時機，強調引進時國內是否存在相應的環境與土壤。

　　特別是當一國貨幣調控還主要依賴信貸行政規模控制時，因其他原因所致，貨幣與信貸又正處於失控局面時，此時如急於大量引進銀行資産證券化産品，無疑是對貨幣調控“火上澆油”。

　　金融轉軌應動態協調

　　中國經濟總體上仍然是一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是帶有轉軌、漸進的經濟特徵。

　　轉軌、漸進帶來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決定了一項新的市場化政策措施的推行，有時單獨來看、從大方向上看，都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在複雜的經濟體系中，有的領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領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領域的市場化措施與非市場化措施，在行政推動下融合，處理不好，就會造成宏觀經濟總量的失衡。

　　另外，同樣是推行一項充分體現市場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於整個金融市場結構或者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盡合理，而非其他經濟領域存在問題，同樣會對宏觀經濟穩定帶來不利的後果。

　　因此，金融改革開放中，講究節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是轉軌經濟的必然。

　　計劃與市場是兩種並行不悖、難得兼容的機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饋系統和內在制約力。改革必然會引起對原先計劃運行機制的干擾，同時會使新生的市場機制“失真”。

　　當然這本身不存在是與非的界定。只要宏觀決策者清醒地認識這一點，認真研究其“咬合點”和“摩擦點”，就可以做到既不影響經濟的發展，又推動了改革，在改革中發展經濟。

　　在今後十年的戰略過渡期內，要把握好金融改革開放中合理的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重點要突出關注新歷史階段金融開放中三大核心內容之間的動態協調，以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釘住以貿易夥伴國貨幣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真正實現市場可信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是匯率機制改革的方向。

　　但是，從長趨勢看，在小幅波動中始終保持人民幣有略微升值的壓力，有助於快速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而且，這也有利於降低企業在區域貿易內選擇人民幣作為計價和支付手段的匯率風險，有利於人民幣逐步成為東亞區內貨幣的“錨”和東亞區的主導貨幣，使人民幣能逐漸實現在世界上具有價值儲藏的功能。

　　第二，在完全放開資本賬戶管制之前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國家，所獲得的中期效果比較好，而在匯率嚴重失調的環境下，資本賬戶管制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鋻於此，在匯率小幅波動和逐步擴大浮動區間的過程中，視經濟發展動態，仍應不排除在必要時，選擇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匯率調整，使匯率以基本反映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

　　第三，雖然人民幣全面的國際化，需要以貨幣的完全自由兌換為前提，但是在初期，兩者完全可並行、交替推進，在並行、交替發展中相互促進。

　　即在資本賬戶存在一定管制的情況下，通過其他政策的支持，並不影響逐步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

　　同時，隨著人民幣區域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也給逐漸放寬資本賬戶管制下的資金進出通道提供了條件。

　　第四，資本賬戶管制的寬窄或鬆緊力度，是體現匯率政策的一部分，是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

　　同時，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又可以減輕局部資本賬戶管制的一定壓力。

　　金融對內市場化是關鍵

　　一個好的、穩健的、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國對內充分的金融市場化，內部扭曲關係得以糾正的基礎上。

　　在中國當前，事實上，抑制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是國內的金融壓抑而不是金融的對外開放。正是不適當的金融壓抑才容易産生資源配置的扭曲，引起國內泡沫的生成和破滅，不利於經濟的平穩增長。

　　目前國內金融業的“滯後”或者説發展不足，恰恰是制約中國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主要因素。

　　不管匯率改革，還是資本流動管理，之所以不能以較快的速度推進改革，主要原因是國內經濟、金融結構的不相適應。

　　因此，在中國金融改革總體進程把握上，當前尤須強調金融的對內改革開放要優先快於對外開放。

　　在進一步的對外開放中，必須清醒認識到，時下國際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基本是由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國家所決定。貨幣與金融運行具有規模、網絡效應與慣性。

　　中國如果不顧國內金融的開放程度，一味追求速度，完全按照已成習慣的國際市場規律運作，在參與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金融弱勢國家很難趕超金融強勢國家。

　　尚存資本管制的人民幣地位又決定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一切運作，很難跳出美元的主導局面。

　　加上中國還存在其他大量的金融管制和扭曲，還需要在規則層面進行不斷的調整，人民幣更難跳出美元主導的框框。

　　總而言之，在中國的金融開放次序上，要全面服從於本國基本的經濟利益和長期的、趕超性的戰略利益，不能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要求和壓力所左右，而必須要體現大國經濟復興的總體意圖。

　　作者為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