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日記委員熱議“艱苦奮鬥”

　　在3月12日上午經濟界34組的討論中，艱苦奮鬥問題成為熱點。

　　首先是有委員提出，我們現在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發展的路還很長，艱苦奮鬥和奉獻的精神不能丟。目前要注意毛主席説過的“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問題。話音剛落，便有幾位委員接連發言表示贊同。

　　但稍後，不同意見出現了。有委員説，你們強調的艱苦奮鬥我怎麼聽不懂？當前的大方針是要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提升居民收入和勞動者收入的比重，提高國民經濟中的消費率，那麼讓誰艱苦奮鬥？是全民艱苦奮鬥，還是一部分人艱苦奮鬥？有的邊遠欠發達地方的人們安全飲水問題都未解決，讓他們喝著污水就艱苦奮鬥了？看看農民工吃什麼、住什麼，他們已經艱苦奮鬥了，還要不要給他們漲工資？

　　於是，話題又延伸到“十二五”居民收入與GDP增長、工資水平與效率提高這兩個“同步”的討論。有的委員強調，“同步”了，也只是維持了現有的宏觀分配比例，“超過”一些，才能使下降到過低的居民收入比重和工資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問題馬上也就來了，有委員説，企業主不會同意“超過”，即使“同步”，也不一定能被嚴格落實吧。

　　這些發言都給我不少啟發，並使我按捺不住，也發了個言。我的敘述層次與前面討論中的層次推展是正好相反的，先從“同步”問題説起，一直回追到最開始涉及的“艱苦奮鬥”問題。

　　第一，當前和今後“十二五”規劃期，要講兩個“同步”，著眼點是要遏制居民收入工資比重下滑趨勢，也是貫徹中央已定的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的方針，是服務於分配關係合理化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

　　第二，“同步”的要求可以覆蓋“十二五”或更長一點的時間段，但並不能認為是一個恒久不變的方針，因為社會再生産中，較多情況下確有“生産資料優先增長”的客觀要求，以適應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為長遠發展提供後勁。那麼在具體指標上的表現，便會是GDP和勞動生産率的增長，應略快於居民收入和勞動者工資的增長。傳統體制下曾把“生産資料優先增長説”推到極端，妨礙了勞動群眾積極性的可持續發揮，但我們在理論框架上，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合理的一面。

　　第三，階段性的“同步”，指的是宏觀指標，但並不能機械地套到微觀層面，要求所有企業都嚴格同步，因為企業的生産經營戰略策略中允許有、也必然會有擴張期，又加上企業有內部分配的自主權，“同步”在具體的企業，並不是一個可以一成不變套用的最優解，也沒有政府強制施行的法律依據。政府還是要以經濟手段為主，在政策和企業外部環境上加以引導，去爭取這樣的結果。

　　第四，“艱苦奮鬥”是個好概念，但必須細緻分析：其一，這是個動態的、相對的概念，當下的“艱苦”，並不代表物質條件上就一定要像長征中或上世紀60年代初困難時期那個樣子，主要是指合理消費，反對浪費。其二，“艱苦奮鬥”是個有針對性的概念，對公權機關、政府部門，要大力提倡厲行節約、艱苦奮鬥，而對底層困難群眾、弱勢群體，則需要多送溫暖，改善其境遇，這與艱苦奮鬥是兩碼事；其三，這是個物質狀態和精神狀態相結合的概念，有的同志因工作需要西服革履，但沒日沒夜、長年“不受勞動法保護”地加班加點幹事業，我覺得這也稱得上是“艱苦奮鬥”。

　　第五，目前收入分配和“艱苦奮鬥”中的一大難題，是對民眾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如何合理、瞻前顧後地權衡。內在的人性取向，是誰都不想“艱苦”，老百姓必然講“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和物質利益，但政治家、政府決策與管理部門在千方百計改善民生、回應眼前物質利益訴求的同時，還必須兼顧今後的長遠利益、發展後勁即可持續性。還是陳雲同志的話，一要吃飯，二要建設，順序不能弄反，但分光吃凈，國家也沒有希望。當前一定要盡力而為改善民生，但也應注意他人教訓：吊高胃口後不可持續的“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使拉美數國痛失好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不可重蹈覆輒，切忌持“分光國家儲備”思維。

　　第六，與收入分配和艱苦奮鬥問題相伴隨的，還有一個社會成員的核心價值導向與信仰問題。令人痛心的“富士康N連跳”，原因複雜，但有一條：二代農民工在物質條件方面其實並不惡劣，但對於工作中的枯燥、少親情、精神寂寞與壓力等方面，承受力明顯不足，感覺“艱苦”不堪，便無法堅持“奮鬥”了——那麼，必須看到這裡折射著一代人信仰支撐力的缺失。過去的奮鬥者也吃苦，但信仰在，現在我們普遍少吃苦了，但信仰的支柱卻往往找不著了。這可能是中國社會今後必須解決的關鍵性大問題。

　　聽了我這番議論，有的委員當即作出小結：蛋糕做大不容易，分好蛋糕更難；物質充裕不容易，精神充實更難。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