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為何敢言

　　□ 黃震 | 文

　　“偌大一個中國，總得要有人站出來説話”

　　昨晚趁著“兩會”休會，請大學時候的老師吃飯。老先生年過耳順，從國企老總位置退下來已一年有餘，他是連續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今年是最後一次進京參加政協會議，明顯感覺到老先生變得放鬆了，隨和了，不像以前那麼時刻小心翼翼。

　　席間談起政協委員馬富才（曾任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石油董事長）分組討論透露，目前中國成品油價格中，稅收比重達44％-45％。“從加油槍加到消費者身上的油價中，增值稅、養路費、教育附加、城市維護，名目繁多。”我不禁有些忿然：“為什麼他當中石油董事長時不討論這個問題，非得到退了休無力解決時才提出來？！”

　　老先生笑了，同樣身為退休政協委員的他，對此有務實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一番剖白聽來令人唏噓。

　　“政協委員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任職後期或退休不久的政府官員或國企高管。這是我們國家特有的一種制度安排——既能適當延長這一人群的職業生涯，又能使他們在新的平臺轉換角度審視自己曾經從事的行業，從而更好地達到建言獻策的目的。以老馬為例，他任中石油董事長時，估計腦子裏大多是銷售額、利潤率、管理架構、企業戰略。也只有到了政協，他才會去真正花時間琢磨，老百姓買了我的一升油，其中有多少是買油錢，多少是交稅費。

　　“坦白地説我和老馬一樣，在國企老總位置上時，都是從企業利益角度考慮問題，不會過多從老百姓或者政府利益角度考慮。還是拿稅費舉例：其實任何一種商品在國內的銷售價格，都包括了不低於30％的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稅費。國有企業不可能也沒必要偷稅漏稅，但還是有些變通的辦法。稅高了？我會和稅務部門協商，申請相應的減免政策；費多了？我就找政府協調，進行一些部門間的利益平衡。這些方面國企總歸要方便一些。如果都行不通，我就提高銷售價格。

　　“國資委對國企‘一把手’是有考核指標的，如果連續幾年不達標，就得下課。考核指標裏並沒有這一項：讓一把手去考慮公司産品及産品價格對老百姓收入的影響。現實地講，國企老總在任上把企業做大做強，把企業員工的收入提高，讓國資委對企業認可，就算對國家對社會做出了貢獻。至於説這家企業是不是依靠壟斷性資源獲得了利潤，是不是破壞了社會經濟生態的平衡，是不是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那可不是一個國企老總應該去考量和評判的事情，否則的話，就在這個位置上幹不長了。

　　“政協開會時，退休委員確實比在職委員敢説敢寫敢放炮。一方面，在職委員不可避免地顧忌要多一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退休委員可以更純粹、更無羈絆地審視和反思以前所處行業的問題，轉換了角色以後能夠更全面、更宏觀地探討解決問題的方式。

　　“以我自己為例。前幾年我提交的多是要求政府如何更好保護國有企業的議案，這兩年我提交的議案都是關於如何降低行業的進入壁壘，如何引導民營企業在這個行業內發展。”

　　曾經有人調侃，説退休官員敢説真話是因為落差很大，很不適應，因此就開始“炮轟”，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找回昔日的權威。在老先生看來，並非如此，“至少我認識的相當多退休的政協委員不是這樣：偌大一個中國，總得要有人站出來説話吧！”

　　飯後送老先生返回酒店，看著他孤零零走進酒店大堂的背影，不禁回想起幾年前，也是在“兩會”期間，也是在這家酒店，他被前呼後擁的情形——此刻的老先生似乎要更高大，更厚重一些。只是這些提案有多少會引起重視？我想起了另一個政協委員的總結：政府各部門想幹這個事情的時候，你提了有用。如果不想幹，你要一直提到它們想幹時才有用。

　　作者為投資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