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 三得利、7-11免費供應_日本企業“救災”給力

　　劉瓊

　　大型災難發生後，什麼才是最要緊和急需的？那一定是食品和飲用水！當然，還有交通、通訊，可以借此尋求救助。

　　在日本8.8級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日本飲料公司三得利就宣佈，地震期間所有旗下的自動販售機，只要按鍵就可免費獲得罐裝飲料；便利連鎖企業7-11和全家也宣佈免費提供食品和飲用水；日本通訊商不僅提供所有公用電話免費外，還免除網絡通信費，以便民眾及時通過網絡取得聯絡和獲得信息。

　　並沒有等著政府的援助計劃出臺，這些企業靈活的“救災”措施，給很多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社會責任辦公室首席研究員梁曉暉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企業運用自己的資源，在地震後的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發揮效果，這是抗震救災最好的方式。”

　　日本企業如何做社會責任

　　“日本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比較強，無論是對員工的關照還是對社會的關懷，在預防災難和面對災難的時候更加顯現出來。”現就職于一家日中貿易公司的德康雅惠，曾在日本呆了10多年，她告訴記者，因為日本的自然災害比較多，一些大企業在新人報到時，會給員工發一個應急包，裏麵包括罐頭食品、水、海綿質防空帽之類的東西，學校和大企業每年都會舉行各種災難演習。而遇到地震等災難時，如果受災的人找不到存摺或儲蓄卡，大部分銀行可以允許客戶僅憑藉身份證，就借走10萬日元。

　　雖然地震發生在週五，還未見企業大規模資金捐助的報道，但是，德康雅惠告訴記者，以前只要遇到大的災害、災難，企業都會積極踴躍地捐款。新聞機構會滾動播出該如何、向哪捐款。據了解，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兵庫縣（由但馬、丹波、神戶等幾個地區組成）取得日本全國企業和個人無償捐款，總額達到1791.2968億日元，無償救援物資42萬包。地震2個月間，郵政省將來自全國各地的救援物資免費運送到神戶市。

　　日本花王集團中國公關部陳來告訴記者，由於週五時候與日本東京總部通訊時有中斷，但是據已得到的信息，總部那邊已經在籌劃開展相關捐款計劃，不過具體情況還要下週一才能知曉。

　　Umeken株式會社産品開發部汪立新博士告訴記者：“這次地震，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企業，在面臨災難時，處理都非常有序。”他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上一次阪神大地震中，日本國民學到了很多抗震知識。

　　汪立新表示，據他所知，“日本一些成熟的大企業都設有專項救災資金，也有專人運作這筆基金。”陳來也告訴記者，包括花王在內，很多日本大型企業每年也都發佈社會責任報告，並把社會責任當做長期的責任來做。

　　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鐘宏武教授介紹，日本現代企業公益活動從1985年開始起步，在企業捐贈理念、捐贈實踐、捐贈管理和環境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03年是日本企業的CSR（企業社會責任）元年，許多企業開始建立CSR部門，推動各項CSR活動併發布CSR報告。在多數情況下，社會捐贈工作被整合到CSR部門中。

　　中日企業捐贈動機比較

　　根據日本經營行動研究學會會長、日本中央學院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菊池敏夫的調研結果，目前日本已有三分之二的企業建立了專門的CSR部門。與中國大多數企業一把手臨時拍板決定進行社會捐款不同，在應對災難等突發事件時，日本企業有專職的部門和人員進行抗災運作，因此很多企業能靈活、及時地行動。

　　比較中日兩國的企業捐贈和社會責任行為，鐘宏武教授認為，中日對企業社會貢獻的界定並不一致。日本的企業社會貢獻是一種廣義的社會貢獻，包括諸多企業參與社會的行為，例如企業現金資助、員工工資捐贈、非現金資助、企業為NPO（非營利組織）提供辦公場所、僱員志願者行為、企業基金/基金會、關聯營銷和公益營銷等。

　　在公司把僱員志願者行為作為社會責任的鼓勵下，阪神大地震後，第一個月志願者為62萬人，而一年後這個數字上升到138萬人。這些志願者負責救援物資的搬出搬入、避難所的運營、炊飯、汲水、醫療、看護等。與之相比，中國的企業社會貢獻是一種相對狹義的企業社會貢獻。

　　鐘宏武的調研顯示，日本企業捐獻的主要動機是履行社會責任（86.1％）、服務社區（75.2%）和體現企業的管理理念（36.9％）。與日本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明顯更重視捐贈對企業形象的作用。

　　鐘宏武認為，公益不僅是捐錢，更要積極推動員工志願者體系的發展；要提升公益捐贈的管理水平，建立CSR部門或設立公益經理，以吸引更多的僱員參與企業公益行為；還可以借鑒日本的同行學習機制，與其他企業和NPO合作搞公益等。梁曉暉也表示，隨著中國企業對社會責任的重視，在社會責任的表現上也會越來越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