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紅漫：“藥價虛低”怪相揭開招標採購潛規則

    在主管部門努力遏制零售藥價虛高之時，今年“兩會”代表委員也在熱議招標採購中“藥價”問題。但與多數公眾關注點不同，部分委員表示，藥價虛低比藥價虛高還要更危險，因為它在造成藥品長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影響基本藥物供應的同時，還隱藏著更大的質量安全風險。

    由於直接關乎民眾身體健康，藥品已超越了普通商品的屬性，強行降低零售價格與統一招標採購，成為行政力量干預市場價格的主要方式。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針對藥品各環節定價的爭議從未止息，上下游價格間“虛低”與“虛高”現象同時並存，這也充分表明了藥品價格扭曲問題非常突出，其中的行業積弊亟待厘清。只有提高監管部門技術實力、引入市場監督力量，才可能從根本上擊破藥品行業“潛規則”，讓質優價廉的藥物真正走進尋常百姓家。

    發改委日前決定，從本月28日起降低部分藥品最高零售價格，涉及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規格。調整後的價格比現行規定價格平均降低21%，預計每年可減輕消費者負擔近100億元。近年來類似舉措已有多次。而與以往藥品降價反映相一致的是，很多公眾的反饋卻是並沒有感覺到藥價降了。其中的緣由多種多樣，最有力的分析是，醫生處方才是各類藥品在市場上流通的“指揮棒”，各類降價藥品因觸動了醫院“以藥養醫”的盈利模式，而往往會被冷處理，讓“降價即死”成為其最終宿命。由此而生的結果是，每次發改委發出藥品限價令後，各大醫院與藥店的相關藥物便會迅速下架。

    這也再度證明，僅僅是從終端封堵藥價並非行政監管措施的全部，藥價“虛低”的問題的確可能比“虛高”更加嚴峻。1999年9月起，我國開始實行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制度，希望通過減少中間流通環節壓低藥品加價空間。但事與願違，招標制度卻讓許多制藥企業陷入“不中標等死，中標是找死”的怪圈之中。囿于技術檢測實力滯後，當前以醫療機構、地方衛生行政部門為主導的招標方不可能對藥品質量作內在評價，只能以外在指標代替，主要核定內容就是藥企是否擁有GMP認證。而在多數投標藥企均具備這一資質的情況下，這一外在評判指標便失去了現實指導意義，“唯低價論”應運而生。價格成為唯一標準，部分企業不惜成本展開價格戰，藥品中標價低於正常生産成本的現象遂屢見不鮮。

    中標藥價虛低在業內引發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更為惡劣的是，部分投標企業會向招標機構施以“公關”伎倆，將真正重視藥品質量的大企業屏蔽在招標大門之外。當然，憑藉超低成本的入圍者在真正中標後，也不可能以倒挂的價格“自殺”式供貨，於是便有直接斷貨或者換名提價現象。以此而論，摒棄技術考量的藥物招標模式，其實干擾了行業正常發展，甚至鼓勵了業內以仿製藥壓縮科研投入成本的行為。研發投入少、創新能力弱，一直是困擾我國醫藥産業深層次發展的關鍵問題。大部分企業的研發投入比重非常低。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藥企業，研發投入佔當年銷售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5%至20%之間，而我國制藥企業不足1%，優秀企業也很少超過5%。

    依筆者之見，在藥品入市評判及零售價格取捨中，評價體制的錯位是關鍵因素。只有弱化醫療機構在藥品市場的強勢地位，建立病患利益代言機制，藥價回歸理性才可能成行。監管部門首先當提高對藥企生産成本的技術鑒定水平，並根據企業研發、原材料投入評判其投標定價的合理性。而在零售市場上，有關部門應積極培育醫藥商業保險市場。當這些保險公司與病患共同擔負醫療費用之時，就産生了與後者相一致的利益訴求，進而會利用其藥品專業知識與醫療機構博弈，最終遏制“過度用藥、選擇性開藥”等頑症，這也是海外市場醫藥費用控制的成功經驗之一。

    “藥價虛低”，是藥價扭曲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行政監管與市場開放當雙管齊下，平衡藥價博弈各方地位，最終讓價格發現機制在醫藥市場中發揮功效。

    （作者繫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