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捐款兩億提最苛刻條件 開國內捐款問責先河

　　近10萬名西南貧困百姓領到了曹德旺捐助的2000元“救命錢”，曹德旺對這個項目的過程和結果表示滿意。

　　為了把管理成本控制在曹德旺要求的範圍內，項目工作人員沒有配備越野車，經常步行走山路下鄉。

　　文/本報記者肖歡歡

　　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摳門”的條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億元 開國內捐款問責先河

　　在近日舉行的西部五省2億元捐款項目總結表彰大會上，來自雲南、貴州等五省區的農戶代表把親手製作的民族服裝送給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個“彝族老鄉”。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們不知道，在這筆善款到他們手中的過程中，眼前這位和藹可親的富豪大多數時間都是板著臉的，對捐款的每一個環節都保持著高度警戒。

　　10個月前，這筆捐款似乎充滿了“夭折”的危機，因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內將2億元善款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且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善款的3%——遠低於“行規”的10%。

　　這次捐款被稱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還聘請、組建了專業的監督委員會，對善款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這也開創了中國捐贈者對公益捐款問責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如此苛刻的條件，無疑是對現行捐款體制的一次挑戰。輿論好奇：它會成為今後公益捐款的標桿嗎？管理費比例及不夠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機制，會因此而有所鬆動嗎？

　　曹德旺説，他希望自己開了一個好頭。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曹暉父子以個人名義，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雲南、貴州等五省區市的貧困家庭捐贈善款2億元，這是國內迄今為止最大的單筆個人公益捐款。

　　較真的慈善家：

　　“該省一分省一分”

　　談起這筆捐款，曹德旺動情地説：“西南地區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輕的時候吃過很多苦，知道那種滋味。對於一些偏遠山區的農民來説，2000元錢可以説是他們的希望。”

　　5月4日，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親赴福建，與曹德旺簽署了一份協議。“我們基金會的項目一般都是秘書處負責執行的，會長很少參與、具體執行。這次我們會長親自出馬，足見重視程度。”基金會秘書長助理陳紅濤告訴記者。

　　在從福建回北京的飛機上，段應碧心裏有些忐忑。他對同事説，這個項目不是簡單的“發錢”，操作起來比其他項目難度大，因為對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這2億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開出的條件是：捐款發放過程中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3%——而目前我國《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的管理費最高比例是10%。

　　被稱為“中國比爾蓋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與慈善事業結緣。1998年長江水災，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筆善款——300萬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因為年輕時吃過苦，曹德旺對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用他的話説：“該花一萬花一萬，該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來，要確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錢都發到應該收到錢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過拔毛，層層攔截”。

　　“我這裡有錢，就看你有沒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説。

　　“史上最苛刻”：

　　基金會違約就賠30倍

　　根據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的合同約定：基金會必須在半年內將2億元捐款發放到西南五省區的近10萬戶困難群眾手中；善款下發之後，將由評估機構隨機抽檢10%的受助家庭，如發現不合格率超過1%，中國扶貧基金會將對超過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賠償(最高賠償額不超過項目管理費)。

　　該項目的管理費是600萬元，這筆錢是按3%的佔比計算出來的。曹德旺説，他知道“行規”規定的管理費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並非刻意“為難”基金會。他請專業機構測算過，覺得600萬元足矣。經過媒體的廣泛報道，他成了所謂“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對此不以為然：“3%的比例並不低，後來他們不就做成了嗎？”

　　“以前我們接手的項目，管理費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實在太低，我們從來沒有試驗過，這是對基金會基本功的一次考驗。”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陳紅濤説，當初對要不要接這個項目，領導心裏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這個項目，就是想讓大家知道，中國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賴的，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膽地捐款。”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表示。

　　另一個挑戰是1%的差錯率。陳紅濤説，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錯率控制在1%以內並不難，甚至能夠做到100%準確。但此番要把善款發放到分佈在5個省區的近10萬農戶手中，操作難度極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幫助？怎樣才能確保錢安全到達他們手中？需要大量專業人員和渠道。”

　　曹德旺才不管這些，他有自己的邏輯。“做事情就要定下條條框框。”他説，“不是我對扶貧基金會不信任，協議也不單單是約束扶貧基金會的。他們可以拿著我這個合同跟各地的領導説，‘我跟曹德旺合作，後門走不了，弄錯了我要賠償’。我的目的是讓扶貧基金會有個擋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後門從這筆錢裏分流一點——做不到！”

　　他的“苛刻”遠不止此。從一開始，他就對幫他發錢的基金會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監督。作為資深捐贈人，曹德旺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並請新聞媒體全程監督；基金會每10天就要向他遞交一份有關項目進展的詳細報告。

　　和時間賽跑：

　　2億捐款，6個月，9萬農戶

　　“最苛刻捐款”給基金會的執行力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全程參與項目執行的陳紅濤説，確定受助對像是項目實施過程中最基礎的一環，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係，直接關係到合同約定的差錯率能否實現，“搞不好會吃力不討好，發錢還讓農戶不滿意”。

　　他説：“我們曾在一個村做過調查。我們問一個村幹部：‘捐款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如果有3個人分不到錢，你該怎麼辦？’他的答覆是：‘我自己不要，再動員幾個老黨員不要，這樣就解決了。’我們又問：‘如果村裏只有一半農戶能得到捐款，該分給哪些人？’村幹部猶豫了一陣子説：‘這筆錢我寧願不要了，會得罪人。’光一個村就已經如此複雜了，我們的錢需要分給5個省份的9萬多戶，難度可想而知。”

　　錢發給誰？基金會絞盡了腦汁。陳紅濤説，項目最後能成功，主要是有體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種資源。基金會首先圈定了17個項目縣，項目縣相關部門共同確定受災貧困村獲捐資格的優先排序，鎖定受助村。

　　村子確定了，接下來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錢人”排除在資助範圍外。規定極細，工作量也極大。“凡是在村裏當官的，開小賣部的，家裏有孩子出國讀書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會和村民小組提名符合條件的農戶名單，再經民主討論決定，而後進行公示，向村民公佈監督舉報電話，接受投訴和舉報。最後組織志願者前往項目村，對受助農戶信息進行復核。多虧大學生志願者，他們的入戶核查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訴，最後淘汰了約2%的農戶。”陳紅濤説。

　　工作過程中，基層幹部有些鬱悶。例如，個別鄉鎮、村組幹部的親屬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們對項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厭倦；覺得複雜的條件是對他們的不信任。

　　龐大的工作量也讓一些基層幹部叫苦不迭。僅以《受助農戶匯總表》為例，每戶信息11項，受助人數1000人的鄉鎮需要錄入11000條數據，還不能有錯誤。

　　一般情況下，一個鄉的受助農戶信息，需要一名扶貧專幹花2~3天的時間才能完成錄入。項目規模最大的貴州省望謨縣石屯鎮，更是需要錄入4700戶的51000多條數據，信息錄入工作人員卻只是扶貧專幹一人，工作量驚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麼發錢的問題了。曾出現過的捐款被“截流”或“縮水”的教訓，讓基金會多長了個心眼。為了確保2000元“救命錢”不在發放過程中被截流，基金會決定：直接將錢打入農戶的個人賬戶，去除任何中間環節。為此，他們給受助農戶統一辦理了接收資助款的專用存摺。由志願者復核農戶信息時確認存摺在農戶手中，還要求受助農戶簽字確認資金已到賬。

　　超低管理費：

　　帶乾糧爬山路只為省錢

　　一方面要“和時間賽跑”，同時還要保證不出錯，不浪費錢。有人笑稱，曹德旺這個要求是“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

　　曹德旺“有言在先”，將由評估機構隨機抽檢10%的家庭，如果差錯率超過1%，曹德旺將索賠30倍。而曹德旺給出的管理費用只有“摳門”的3%、600萬元。怎麼辦？基金會只能千方百計地精打細算。

　　陳紅濤動情地説，面對巨大的壓力，基金會分別與各項目省、項目縣簽訂了協議，協議規定了嚴格的問責條款。各省、市扶貧辦動用數以千計的鄉村幹部參與項目的執行工作，如此一來，捐贈人、公益組織、政府部門都綁在了一塊。

　　為了降低運作成本，扶貧基金會在西南6所大學裏面挑選了500多名志願者，兩人一個小組，入村核查，確定受益人名單。由於交通條件惡劣，大學生志願者們在大山裏徒步、搭摩托，甚至騎馬，每個小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戶的核查工作。

　　據統計，為了曹德旺這個捐款項目，中國扶貧基金會派出了50余名員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學生志願者、20多名社會志願者和五省區扶貧辦的幹部，執行人員的總數超過1萬人。手頭緊，任務量大，基金會和志願者們吃盡了苦頭。

　　首要的困難是交通條件險惡。各項目縣的大多數項目村距鄉鎮有1個多小時的山路，距村委會最遠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嶺徒步12個小時才能到達。

　　二是住宿和飲食條件艱苦。志願者多半時間住在鄉鎮的簡易招待所裏，沒有空調、沒有淋浴間。而該項目實施時正值炎熱的夏季。參與信息復核工作的志願者更是早出晚歸，自帶乾糧解決午飯。

　　三是山區安全隱患多。雖然基金會多次強調“寧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項目村過於偏遠和工作時間緊，搭手扶拖拉機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體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斷路進而被困山中的事屢見不鮮，甚至出現交通意外。

　　因經費緊張，每個志願者的包乾費用總額才1800元。對於路途較遠，工作時間較長(15天以上)的志願者來説，除去往返路費、保險費，食宿費用就顯得非常緊張了，需要省吃儉用。多數志願者工作期間基本都住鄉鎮上15元/天的小旅館，下村就搭班車。

　　按理説，17個項目縣均在邊遠山區，路況差、道路險，出於安全考慮，項目組應使用越野車出行，但越野車的日租要400~500元，為了壓縮費用支出，基金會工作人員和大學生志願者大多租用微型麵包車。

　　各省、市扶貧辦項目專幹的日子同樣“不好過”。“我們給省扶貧辦和項目縣分別按受助農戶數量提供2元/戶和5元/戶的執行經費支持，這是遠遠不夠的。有時候光打印、複印存摺就要‘虧錢’，更別説基層扶貧辦開展工作的路費和餐費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啟示錄：

　　管理費有無下調空間？

　　近日，獨立第三方披露了該項目的評估報告，確認92150戶受助農戶收到了2000元善款，誤差率為0.85，達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哪些因素影響透明？

　　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何道峰説，曹德旺開了個好頭，開啟了中國公益捐款的問責機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陳紅濤也表示，對於企業的這種捐款問責，中國扶貧基金會持歡迎態度。他認為，當前中國公益捐款的透明度還遠遠不夠，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説，要請獨立的第三方來證明，還要請人去調查，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會有顧慮。“如果一個基金會公開某個項目的差錯率是3%，這個結果是好還是壞呢？很多人很可能因為‘3%’而認為這家基金會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給它捐款。不少基金會有這個顧慮，才不敢透明。”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經濟的典範，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也觸動了公益捐款體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範效應？今後能否成為其他公益捐贈的範例？1%的差錯率和3%的管理費能否成為一個行業標桿？

　　真實成本不止3%？

　　有專家認為，曹德旺2億元捐款項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錯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費取得成功，關鍵在於未計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會形成示範效應”。北京大學非盈利法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個過程中，動用了大量志願者和當地扶貧系統的工作人員，而支付給他們的報酬都是比較低的。”

　　中國人民大學非盈利組織研究所所長康曉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標準比較低，業內標準是8%~10%。公益機構也要可持續發展，不能執行完項目就‘餓死成英雄’。”中國扶貧基金會隸屬於扶貧辦，扶貧機構在該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分攤了很大一部分執行費用。“如果沒有扶貧系統，光靠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百來名工作人員，執行成本就得擴大2~3倍。”康曉光説。

　　陳紅濤也擔憂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額較大，因而具有規模效應；其他捐贈項目未必能按照這麼低的管理費比例來操作。

　　他表示，國外多數基金會的管理費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費比例其實並不高。管理費太低，會降低項目的質量。“這也是一份職業，我們的工作人員也要發工資、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運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時會有一部分結余，這也是正常的。畢竟，整個基金會還要運轉，我們也需要錢留住人才。”

　　應改變“一刀切”的規定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諸如“捐款管理費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積極性”的言論不絕於耳。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國勝昨天表示，曹德旺2億元捐款項目以3%的管理費用運作成功，這對當前公益捐款管理費佔10%的“行規”是一次挑戰。這表明，一些規模較大的公益基金會管理費用確有下調的空間。

　　他表示，當前我國《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過捐款的10%。現實中，很多基金會都是按10%這一最高標準來執行的。他認為，這個標準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會規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會規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億元的資金，並且有政府的財政扶持，運營成本相對較低。對於這樣的基金會，10%的管理費比例就偏高了。

　　而對於一些規模較小的基金會，10%的管理費比例可能並不夠。“我覺得，規模較大的公益基金會，其管理費比例可以調整到5%，這樣更有利於調動捐款者的積極性。”他表示。

　　陳紅濤則表示，雖然《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了“最高不超過10%”的管理費比例，但實際上未必都達到了這個上限比例。去年，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管理費比例是6%~7%，“總體原則是‘能省則省’”。

　　曹德旺簡歷

　　1946年出生於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團的創始人、董事長，該集團目前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車玻璃製造商。

　　曹德旺的父親曾是上海永安百貨的股東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時局動蕩，舉家遷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貧困中長大，家裏一天只吃兩餐湯湯水水，他只念了5年書便輟學了。從16歲開始，他倒過煙絲，賣過水果，種過木耳，當過炊事員、修理員、農技員……直至上世紀80年代創辦企業。

　　從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熱衷慈善事業，給災區捐款，捐資助學修路，扶助貧困老人……慈善覆蓋面極廣。2008年汶川地震後，曹德旺親赴災區先後捐贈2000萬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億元，去向分佈如下：玉樹1億元，西南五省區2億元，福州市圖書館4億元，福清市公益事業3億元。 　　　　從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計捐款人民幣近16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