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與複雜並存 十二五開局 宏觀調控面臨大考

　　本報記者 張蕭然報道

　　呼聲越來越高的富民政策，處於輿論浪尖的限購令、限行令，連續數月高位的CPI，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利比亞的境外大撤退……這似乎都在提醒我們，2011年，這個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元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註定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自我國進入新世紀以來，2009年是經濟發展最困難的一年，2010年是經濟發展最複雜的一年，而2011年是既困難又複雜的一年，是左右為難的一年。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中國産經新聞》記者説，“總體來講，2011年的經濟狀態應該還比較平穩，政府可駕馭的空間也比較大，産業梯度的大轉移，中西部的崛起會拉動總體經濟呈現出一種比較好的態勢，整個出口走勢比預期要好，所以説，2011年不會困難，但一定是複雜的一年。”

　　“首先外部環境的變數還比較大，比如，全球經濟復蘇的狀態如何，歐洲的國債危機是否會繼續蔓延，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是否會愈演愈烈，中東北非的騷亂是否會進一步導致大宗商品尤其是國際油價的飆升，這些都有不確定性。”

　　“從國內環境來看，抗通脹、保增長、調結構這些多元目標的設定，使我國政府在調控的順序、調控的速度以及步調都會面臨著一些新的難度，因為要照顧多元目標，稍有不慎可能就會顧此失彼。”

　　受自然災害、流動性過剩和大宗商品價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國CPI自去年7月份以後就節節攀升，11月份5.1%的漲幅更是創造了28個月的新高。雖然中央政府為此頒布了穩定物價的國十六條，但因翹尾因素、今年夏糧産區的乾旱以及國際局勢的動蕩等因素，今年通脹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被中央定位為全年經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著眼于經濟發展的現實以及調結構的需求，2011年中央政府率先調低了GDP的指標，但對GDP仍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適度的經濟增長率是就業的保障和社會穩定的基礎。

　　當依賴廉價勞動力、外生動力、資源消耗性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走到盡頭時，一場由政府主導的主要依靠經濟內生增長以驅動的經濟轉型戰役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抗通脹、保增長、調結構這三元目標的設定既立足於當下形勢依然嚴峻的通脹局勢，又立足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2010年底，中央政府適時轉變了宏觀調控的方向，把2011年的宏觀調控手段定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穩物價、保增長和調結構，這些從短期來看相互矛盾、相互抵觸和相互制約的任務，對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如何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改進宏觀調控手段的科學性和豐富性將考驗政府執政的智慧。

　　那麼，如何才能在這多元目標中或者説宏觀調控手段中找到一個契合點，使宏觀調控的代價降到最小？

　　“我們一方面要通過推動改革，促進民生建設來擴大消費需求，另一方面我們要保證我們的投資不能出現太大的波動。防止投資膨脹，關注房地産、汽車等特殊行業，適度增加進口，使我們的外貿向一個相對平衡的方向發展。”劉元春表示。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蘇劍在接受《中國産經新聞》記者的採訪時建議，把供給管理納入現有的調控體系。現在我國政府實施的都是需求管理政策，它本身就有相互牽制的因素，比如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這相當於增加了個人的工資，為擴內需做貢獻，但這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助推通脹。

　　而所謂的供給管理政策就是增加供給，比如降低企業的增值稅，企業稅收的降低等於變相降低了企業的成本，提高了企業生産的積極性，供給增加，物價自然就會降下來。在供給管理政策下，經濟增長、穩物價和保增長可以同時實現。

　　有專家表示，“十二五”期間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以及厘清行政權力與經濟運行的邊界，將對中國經濟在下一個五年中能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起到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