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十二五”抉擇 告別兩位數增長

　　中國經濟的車輪以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高速行駛了十年。中國證券報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與社會面臨著歷史性變化。面對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巨大政策、環境、社會成本，中國將主動選擇退出“兩位數”增長時代，相應的，各領域經濟政策與調控思路將在“十二五”期間做出重大調整。

　　2001-2010年，中國經歷了十年“黃金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年均計劃目標分別是8%、7%和7.5%，最終實際年均增速分別達8.6%、9.8%和11.2%，均較原先目標有一定超越。溫家寶總理日前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目標將調低至7%。

　　目前，中國面臨經濟和社會多重考驗：一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二是用工緊張成為常態，勞動力將由過剩轉向短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三是剛跨過“貧困陷阱”後的中國，又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社會矛盾和摩擦在經濟和社會轉型中更加突出。

　　兩位數增長必然要求相應的投資、消費、凈出口增速。近十年“三駕馬車”同比增速平均分別達20%、14%和21%，近兩年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達95%和55%。在投資刺激政策退出和鼓勵進口措施下，投資與凈出口的持續高增長動力將減弱，目前已現端倪；消費啟動則面臨收入、社會保障、房價等一系列瓶頸。客觀上看，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已經下降。

　　兩位數增長帶來的環保能耗成本日益凸顯。近兩年投資高增長成為環境保護的最大殺手。專家介紹，目前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源消耗要增長0.8到1個百分點，即使廣泛採用清潔能源，這一數字也很難低於0.5。2009年中國政府宣佈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客觀上也會倒逼經濟增速下降。

　　兩位數增長帶來的通脹和貨幣政策成本，成為經濟波動的最大推手。近五年順差年均達2200億美元，大量流動性輸入，成為通脹産生的重要原因，央行不得不大量對衝外匯佔款，難免對經濟造成誤傷。同時經濟過熱增長本身將加速刺激需求，通脹如影相隨。

　　此外，兩位數增長還帶來經濟結構與産業結構遲遲得不到升級的成本，帶來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積累的成本等。在新的五年起點上，這些矛盾亟須找到治本之策。

　　值得慶倖的是，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和積累，中國已經具備了告別兩位數增長的實力和基礎。中國擁有2.8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居全球第一；2010年財政收入超過8萬億元，居全球第二。中國從追求高增長轉向改善民生、平衡發展，擁有殷實的財政和外匯家底

　　同時，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服務業比重不斷提升，就業渠道拓寬，8%的GDP增速是就業底線的判斷退出歷史舞臺。此外，隨著美國超預期復蘇，國際環境逐漸向好，未來五年將是國際經濟比較穩定的發展週期，為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良好國際環境。

　　因此，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一定要把握時機，下定決心，堅決告別兩位數增長時代。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已經拖累了中國經濟調整的步伐，並且給未來轉型帶來更大壓力。

　　告別兩位數增長時代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戰役。此前，多個省市制定的“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GDP還要翻一番，也就是説其年均增速相當於14.8%，這顯然與淡化經濟增速、“十二五”期間年均增速調7%的思路背道而馳。由此可見， 退出兩位數增長時代，既要衝破原有的經濟和市場體制，更要改變各級政府多年來形成的思維模式。

　　告別兩位數增長，首先要做好相應的政策調整，例如，取消對地方的GDP考核，代之以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考核；對當前的投資、消費、外貿政策做出根本調整，根據現實情況針對産業準入、外資準入制定新的核定標準，推出促進消費政策；考慮社會公平和對稅收政策、法律體系制度做出相應調整等。此外，還要對經濟放緩可能帶來的失業、部分企業倒閉、外資撤出等後果做出充分的準備和應對。（中國證券報 社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