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剪刀差對農民傷害更大

　　本報記者 王玨磊 實習生 趙淑菊 發自上海、北京

　　受訪人：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院長 應星

　　時代週報：從數字上看，近幾年農民增收很快，但是城鄉差距卻在不斷拉大，這是什麼原因呢？

　　應星：這個原因比較複雜，農民增收很快，但這幾年物價水平上漲也很快。另外，城鄉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以往雖然城鄉有差距，但二者的關聯度還是很高的，也就是説，城市對鄉村比較依賴，現在由於消費社會的到來，城市對鄉村的需求在逐步減少，包括糧食、食品等越來越多的是來自境外或其他渠道，而不是鄉村，這也是拉大城鄉差距的一個因素。

　　時代週報：城鄉差距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僅僅是收入上嗎？有沒有一些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差異？

　　應星：當然有了，城鄉差距體現在收入、社會保障、社會地位等各個方面，其實，綜合起來説是“身份”的差距，比如西方國家，大家都只有一個身份—公民，但是在我國，卻有“城裏人”和“鄉下人”之分。

　　時代週報：最早，我們一直以農業支持工業，前幾年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工業反哺農業？

　　應星：怎麼才能真正做到城市反哺農村，這個我也説不好，但是從現在的效果看，確實不理想。當然，政府也在努力解決，但是解決了舊的問題，新的問題又會出來，比如説原來最主要的是稅負問題，但是農業稅改革之後又出來了新的問題，比如土地問題，特別是城市周邊的土地問題，實際上由土地造成的剪刀差比原來由糧食徵購造成的剪刀差對農民的傷害更大。

　　時代週報：怎樣縮小城鄉差距，需要進行哪些制度突破？

　　應星：縮小城鄉差距一直面臨著兩種制度困境。一種是戶籍制度。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當前已超過2億人。然而，戶籍制度的改革始終沒有根本的突破，從制度上對勞動力進行城鄉分割的局面依舊，在用工制度上仍是身份制和市場制並存的局面：在福利和保障方面，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歧視依然存在；而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廣大的農民工群體則成為被剝奪得最為嚴重的底層群體。另一種制度困境來源於土地制度。自1978年開始農村改革以來，農地基本上是由農戶分散經營的，這種小規模的經營顯然制約著農業生産力的突破。然而，土地制度的改革面臨著兩難局面：如果基本維持農地現有的小規模經營，會直接影響到農業的長遠發展；然而，農地的集約經營又存在著權力和資本雙重侵奪的危險。如果農地大規模地向城市建設用地轉化，大量失地農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麼，社會穩定可能會受到根本的威脅。

　　時代週報：去年溫總理便提出，要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在今年地方兩會上，幸福成為一大熱詞，縮小城鄉差距和幸福有怎樣的關係？

　　應星：如果能真正縮小城鄉差距的話，對農民生活來説，當然是件好事兒，但是離“幸福”可能還比較遠，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還沒有解決，其他的談不上。有人説農民的幸福感比城裏人的幸福感更強，這根本就是不了解實際情況，對很多農民來説，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熬”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