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秉文：“淺度城市化”導致用工荒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25日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用工荒”折射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沒有解決雙重身份和身份認同的問題。從根本上説，我國城市化應該加快步伐，使農民工成為城市正式居民。

　　春節後用工荒成規律

　　中國證券報：今年春節後，各地紛紛出現勞動力短缺。為什麼這幾年用工荒現象頻頻出現？

　　鄭秉文：“用工荒”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一種因傳統中國民俗文化習慣，而導致每年春節後必然出現的勞動力市場現象。其深層原因是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沒有解決雙重身份的問題。

　　我們計算城市化率，是用城市常住人口作為總人口的分子得出，即把農民工作為城市人口來計算城市化，結果顯然是“淺度城市化”。這是因為，農民工在現有的戶籍限制下，並沒有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項目，沒有解決身份認同和身份歸屬問題。以農民生活習慣來適應城市企業就業，於是，每年春節後必然導致一個短暫的用工荒時段，年年出現，形成規律。用工荒是個錯綜複雜的問題，但“淺度城市化”無疑是導致週期性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保

　　中國證券報：農民工居民化的步驟和路徑應該是怎樣的？

　　鄭秉文：第一，戶籍改革需要循序漸進。目前戶籍制度是導致城鄉二元特點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不能有“社會排斥”。同在一個城市生活，不能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的權利，這是典型的“社會排斥”。其根本原因在於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因此要繼續做好農民工的各項社保制度改革與完善工作，這是積極應對用工荒的重要舉措。

　　中國證券報：將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會不會增加社會負擔？

　　鄭秉文：恰恰相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醫療保險兩項制度是農村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資金來自參保人個人繳費和財政補貼。而城鎮社會保障制度資金來自僱員和僱主。所以，如果農民工離開新農合、新農保，加入城鎮社會保障制度之中，減少了財政負擔。

　　現在的障礙在於農民工參保意願十分低下，原因來自兩個方面：第一，農民工當期消費壓力比較大，短視現象突出；第二，對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和流動性比較大的農民工來説，城市社保制度的便攜性、透明性、激勵性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自髮式“春鬥”促産業升級

　　中國證券報：用工荒帶來的是否只有負面作用？

　　鄭秉文：用工荒不僅僅是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成長起來導致的群體結構性問題，而是農民工雙重身份的認同問題沒有解決的結果。每年春天，農民工等於變相地進行一次集體工資議價，這有點像日本的“春鬥”。在日本，每年一月份開始，日本工會就會和僱主集體討價還價，增加勞工工資。所不同的是，中國農民工的“集體談判”是非組織化的、自發的，但客觀效果上，正在演變成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機制。這一機制導致每年我國勞動力價格都要上浮一些。

　　對於企業而言，用工荒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推動了企業成本，甚至對利潤微薄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説，有可能導致其接近倒閉的臨界點，具有較大的“殺傷力”。但另一方面，這迫使企業不得不進行産業結構升級和轉型。有些企業從沿海一帶向內地勞動力價格比較低的地區轉移，在中西部地區形成産業梯次。對東部地區來説，會迫使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升級。因此，用工荒將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市場力量。（盧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