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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峰
房産仲介公司紛紛關門、房市成交量急劇下降、土地拍賣無人問津……仿佛一夜秋風,“限購令”震懾之下,往日人頭攢動、紅火異常的房地産市場,迅速被門可羅雀、寒意瑟瑟的景象所取代。
對於渴望房價下降的剛性需求人群而言,這是個振奮人心的變化。儘管房價依然堅挺,但鬆動的跡象已在一些一線城市出現苗頭。這意味著,越吹越大的房市泡沫,終於開始放慢膨脹速度;而在房市中翻雲覆雨的投機熱錢,現在也終於到了雖然心有不甘,但又不得不偃旗息鼓的時刻。
抑制投機、遏制炒作、防止房市泡沫越吹越大,“限購”給房市帶來的深遠影響和積極意義顯然不止這些。當近來一些地方政府掛牌的地塊,竟然因無人問津而流拍時,最值得為此而振奮和歡呼的是中國糧食生産。因為,這些年的房市火熱,已經讓中國耕地面積的流失,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一些生活必需品領域,比如佔地很多的房子,不能允許按照“自由競價,價高者得”、或者“我有錢,我願意買多少就買多少”的絕對市場化原則,任由資本意志為所欲為、濫佔資源。經濟學分析表明,針對必需品或消費者偏好極為不均的産品進行限購比傳統價格機制更為合理,因為限購拉平了不同消費者之間的邊際效用。事實上,由於沒有實施“限購”,在房地産市場發展高歌猛進、房價日新月異的時代,一些實力雄厚的民間資本,憑藉逐利本能,大肆購房,以至名下擁有幾十套、整棟,甚至更多的自己根本居住不了、也並非用於居住,僅僅是為了投機、投資或曰保值的房子。這些唯利是圖的資本,不僅以自身示範效應,誘引了更多資金跟風炒作,甚至資金實力不夠的人,也通過信貸杠桿,涌入房市,坐擁多套房産,參與投機;而且他們過度佔據資源(房子),實際上也極大地浪費了資源,加劇了房市的供求矛盾,造成了房子似乎永遠供不應求、房價似乎永遠漲無止境、土地似乎永遠滿足不了開發需求的畸形和假象,最終導致各地政府對耕地的無度索取和農地令人心痛地被恣意佔用。
雖然“限購令”來得有些遲,因為沒有“限購令”的日子,實力資本對房産資源的“瓜分”或“佈局”早已完成,相當多的人也早已擁有多套房産。即便如此,當城市化的推土機仍在向鄉村耕地大舉進發、更多農地正在土地財政的驅使下“變身”為建設用地時,“限購令”的推出,仍不失為一場“及時雨”,最起碼它有助於防止耕地被佔用趨勢的繼續惡化。
“禁二”也好,“禁三”也罷,雖然目前各地出臺的“限購令”並非無可挑剔,但卻都打中了房市“七寸”———在中國,真正無房可住的人群已經不是主流,“限購令”要限制的也並非剛需人群,而是那些並非用於居住,僅僅是為了投資、為了保值而産生的對第三、第四套房子……的無度需求。正如北京如不限制購車,將會導致城市交通癱瘓一樣,中國如果不採取措施限制購房,同樣也會導致中國耕地面積的急劇減少和糧食生産所依賴的基礎的“癱瘓”,導致房市泡沫急劇吹大、甚至直逼破滅邊緣。雖然現在看起來,似乎有點杞人憂天。
只是,“限購令”雖好,各地出臺時卻無不抱著臨時心態,長春、青島乾脆明確“限購令”只執行到年底,而非永遠。這表明,地方“限購令”可以隨時生變。更有甚者,截至2月22日,全國只有15個城市和一個省出臺了房産限購措施。這一數據不僅距早就應當出臺“限購令”的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城市的數量相差甚遠,而且也意味著全國大部分城市並未按規定期限———二月中旬前必須出臺“限購令”,出臺相應的限購措施。
在各地城市房價已漲至歷史高位,國家明確要求出臺“限購令”之際,一些地方遲遲不出臺“限購令”,只能表明這些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性很大。換言之,他們對耕地的佔用步伐並未有任何放緩跡象。一如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在參加海南省人大會議時透露,三亞房地産業上繳的稅收佔財政收入的58%,而整個海南省基本上也是這一水平。財政收入如此依賴土地,要想讓這些地方出臺“限購令”,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賣地賣到最後,總有窮盡之時;對耕地的無度佔用,最終也要遭到糧食危機的懲罰。特別是,如果目前的“限購”只是權宜之計、臨時之舉的話,那麼,一旦“限購令”取消,那些被壓抑的改善型需求和一直等待機會捲土重來的熱錢遊資,將會將積累的需求進行井噴式釋放,最終衝擊整個房地産市場,使房價暴漲、限購等調控效果前功盡棄。
顯然,不管各地政府願意不願意,“限購令”之於房市,出臺都是必要的。並且,為了確保土地資源不被過度佔用、房産資源不被少數人過度佔有、房市能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已經出臺“限購令”的地方,也應當根據當地民眾對現有“限購令”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進一步修改完善相關政策,使其成為一項真正讓開發商、投機客丟掉“臨時限購令”會隨時取消的幻想,並從根本上護航房市健康發展的利國利民的長期性政策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