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引發新石油危機

　　與埃及、突尼斯的溫和變局不同，利比亞的群眾運動遭遇到老獨裁者卡扎菲真刀真槍的鎮壓，這個執政長達41年的上校獨裁者的不退讓已經讓至少300人在衝突中喪生。事態似乎越來越惡化，美國道指2月22日大跌178點，其他各國股市都以普跌回應。相反，原油、黃金價格卻飆升。布倫特原油達到了每桶106.6美元，紐約原油則是96.14美元，黃金也重返1400美元/盎司大關。

　　儘管利比亞是非洲石油儲量最多的國家，但其實只佔世界3%，按照經濟學家Gilbert Metcalf和Catherine Wolfram在去年12月份論文《被詛咒的資源？政治狀態和石油産出》裏面的説法，獨裁政權的石油産出波動要遠遠大於民主政權。很多人將利比亞的政治—石油負相關估算得很大，就算卡扎菲繼續殺戮，全國陷入嚴重混亂，石油整體性停産，或者國際社會對利比亞“石油禁輸制裁”。利比亞3%的權重依然過於微小，況且利比亞石油日均出口僅150萬桶，産能恢復甚至未達跟其儲量相稱的水平。利比亞卻讓最近一週油價飆升近8%，這著實有點令人吃驚。實際上，在利比亞出事之後，沙特等OPEC國家都表達會增産，來填補利比亞的空白。

　　我們怎麼理解利比亞危機和石油的關係？我們不認同利比亞危機有非常大的作用力，人類一個重要的心理機制就是將臨近事態的作用力過度誇大。相反，目前石油百元的高位，是全球經濟在龐大經濟刺激繼續産生效應對油價的反應。例如中國和美國在過去一整年汽車市場的爆炸性景象，無疑是提高油價的牽引力。在新增能源需求中，中國的比重竟然比次貸危機前還高，“中國因素”難以否認。

　　考察百年的石油危機史，有助於厘清這場衝擊的屬性。因政治引發的第一場石油全球危機是1957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隨後是1973年的“石油禁運”並催生出OPEC組織1979年的伊朗革命讓油價飆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1980-1981年發生兩伊戰爭，儘管石油産能下降，但卻是高油價崩盤的起點，這意味著如果全球整體經濟乏力，處於下降週期，那麼看似對石油利好的“戰爭引發産能削減”，反而會變成1985年油價大崩潰的起因。所以，不能拘泥于一種刻板的思維看待問題。1991年的海灣戰爭對油價看似利好，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産能都遭到毀滅性打擊，但油價短暫爆發一下又疲軟無比，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讓油價徹底崩潰，最低只有每桶12美元。2001年中國入世是一個新起點，“中國因素”開始奔騰，油價在新興市場國家增量需求帶動下，飆升到140美元以上，次貸危機讓油價崩盤，但全球聯手的經濟大刺激又讓油價在2011年重返100美元。

　　我們的結論是，石油産油國因政治衝擊發生的産能變動，其實並不是決定油價的核心力量，也就是説，在石油問題上，供給的作用被誇大了，供給其實是個渺小的因素，或者是一個被動的因素。真正的主宰力是需求，是那些對原油有著旺盛需求的國家的經濟週期變動。1997年之後，是一個嶄新的階段，因為計劃經濟在全球基本銷聲匿跡了，幾乎所有國家都捲入了新的全球資本主義。而2008年全球上演的“經濟大救市”可能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聯手救市的“最高峰”。歐美原本的衰退部分地被新興市場國家的過熱所“彌補”，看上去全球經濟力量拉平，讓全球經濟沒有立即進入一個下降的調整期，而是被“延長”了，所以，這時候利比亞的衝擊就有點像2003年委內瑞拉因政治導致的石油衝擊，石油産能的削減“疊合”著全球需求的攀升，油價則成為一個放大器，其實它只不過是個小插曲。我們的判斷是，全球大救市會改變全球經濟的一些片段，但最終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這時候無論發生多少政治衝擊和産能降低，也不會阻止油價下跌的步伐。供應只是一個玩偶，需求則是牽線的手。

　　（CBT專欄由《21世紀經濟報道》撰稿人聯合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