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未結束

　　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貢森

　　王佳

　　目前，“民工荒”已是一個全局性現象。從地域看，不僅東部地區出現了“民工荒”，中西部地區也有缺工；從工種來看，不僅技工短缺，而且普工更短缺；“民工荒”既表現為招工難，還表現為留人難。國內企業的“搶人大戰”已經從以往的東部地區區域之爭轉變成東部與西部地區爭奪。

　　針對這些變化，《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貢森。他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並未結束，解決民工荒，必須依靠社會整體管理和服務能力的提高，這種提高並不僅僅需要企業完成，同時也對政府服務於農民工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單純依靠中小企業壓縮利潤空間、提高農民工的待遇水平，或者單純依靠農民工提高維權意識、爭取更多的利益並不能解決整體存在的問題。從政府層面講，著力幫助農民工實現社會權利，是解決“民工荒”的較優選擇。

　　《中國經營報》：中國有8億勞動力，為什麼“民工荒”問題仍然日益突出？你怎麼看現在的“民工荒”問題？

　　貢森：從“民工荒”的成因來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口結構開始老化、擇業意願上升以及地區差距縮小等因素，使招工難成為常態，特別是在東部地區。近十年，每年新增城鎮就業需求總量與新增城鄉勞動力的供給總量相抵有餘。我國GDP年均增長率在9%左右，拉動的城鎮就業增長率在4%左右。

　　另外，一部分農民工開始追求安全健康和社交歸屬等更高需要。儘管過去5年中農民工的報酬持續增長，但是由於易於轉移者已經被城鎮非農産業吸收完畢，在既定條件下，現存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很難增加供給。最後，與東部打工相比，中西部打工的機會和收入增加較快，並且勞動強度和生活消費較低，社會關係網絡支持較大，因此就近打工逐漸成為一部分農民工的優先選擇。

　　《中國經營報》：有聲音稱中國在“十二五”期間勞動力依舊呈上漲的趨勢，預計到2012年、2013年，中國適齡勞動力數量將達到頂峰，全國農民工規模變化也大致呈現類似的趨勢。但也有報道説中國的農民工數量呈快速遞減的趨勢，你的研究結論是怎樣的？

　　貢森：準確説法應該是農民工的數量在增加，但新增農民工的數量在減少。這主要從現有勞動力的可轉移情況和政府政策調整上來分析。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支柱就是推進城市化建設。這裡面重要的方法就是靠農民進城等機械化轉移方式。從這點上來講，政府會出臺一些適當的政策調整，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所以農民工的數量會增加。另一方面，新增農民工的數量在減少。當前，全部農村勞動力有4.7億人，轉為從事非農産業的已有2.3億人，繼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有2.4億人，但現有農業勞動力的可轉移性都較差，其中有1.3億50~64歲的中老年勞動力，5000萬慢性病患者，5000萬承擔重要家庭責任的女性，3000萬難以外出打工的少數民族勞動力以及2000萬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剔除重復計算部分，合計數在2.4億人左右，也就是説在現行條件下繼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都很難轉移。2006年，我們對全國2749個行政村的調查也顯示，75%的村已經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可以轉移，目前的比例應該更低。

　　《中國經營報》：學界對於“中國是否過了劉易斯拐點”的討論非常激烈，你怎麼看？你是否認可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正在消失的判斷？

　　貢森：無論從勞動力供給、需求，還是從勞動力價格信號來看，“民工荒”已是一個全局性和長期性現象。農民工工資從2002年以前的緩慢增長到近年來的顯著上升，表明我國“劉易斯第一轉捩點”已經到來，並踏上了實現務農收入與務工收入大體相當的“劉易斯第二轉捩點”的征程。新征程的時間長短既取決於農業勞動生産率，也取決於諸如戶籍壁壘等社會性難題的解決與否。但民工荒並不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期已經結束。在未來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時間裏，我國還要依靠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

　　《中國經營報》：長期以來，學者和政策研究者都把戶籍制度改革作為推進城市化的主要抓手。那麼，戶籍政策改革進程多大程度能解決民工荒的問題呢？

　　貢森：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解決“民工荒”的一部分問題，但不能解決全部問題。而且戶籍制度是大問題，不可能在哪個城市一下取消。我認為現有條件下，我國農業勞動力繼續轉移面臨特殊困難。著力幫助農民工實現社會權利，是解決“民工荒”的較優選擇。中長期目標是社會融合,也就是消除農民工與當地戶籍人口的身份和社會權利的差距,實現各類人群社會權利的平等。

　　當前，政府應著力幫助穩定就業的農民工漸進獲得與當地市民同等的社會經濟權利，以緩解企業留人難的問題，同時，著力幫助農業剩餘勞動力克服轉移中面臨的特殊困難，增強轉移能力和意願。政府應該是多從公共服務方面，穩定就業關係方面，適當改善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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