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貸款體系的改革征途

　　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為工具的新貸款體系，將為甄別出具有硬約束條件的達標金融企業積累經驗，為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鋪路

　　文/本刊評論員

　　1月26日，正在瑞士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被追問了2011年中國信貸目標問題。

　　劉明康是此次達沃斯論壇最高級別的中國金融官員，因金融危機連續兩年缺席的全球銀行家們也重新回來了。中國的貨幣政策成為被關注的話題之一。

　　按以往慣例，每年一月初，全年信貸目標就已設定。在達沃斯，劉明康給出了否定回答。他説，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貸款在1月份通常會大幅增加，全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目標並未設定。

　　監管當局擔憂過去兩年發生的情況再次上演。2010年頭兩個月，各銀行就用掉了當年7.5萬億元人民幣貸款額度的近三分之一；2009年同樣的時間，甚至用掉了全年一半以上的額度。

　　就市場邏輯而言，無論是否設定全年信貸目標及目標多少，各銀行都會照以下邏輯盤算：只有在頭幾個月盡可能多地發放貸款，擴大在全行業的信貸額度比例，才能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由於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都已股改上市，上述邏輯衝動很難依靠窗口指導或者道德勸説遏制。

　　很明顯，這一舊的貸款體系是到了改革的時候了，不僅因為舊體系在貸款額度分配上無法明確規定各家銀行應該分配多少，還在於舊體系中，相當可觀的存貸差讓即使最具遠見的銀行家們也不願意放棄眼前唾手可得之利益。

　　如果説全年貸款額度是“粗鈍”的宏觀工具，那麼為替代這一舊體系的新工具則是“鋒利”的微觀工具：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

　　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最主要的參考因素，將依據各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定期評估後所制定的限額，以此引導各銀行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

　　實施差別的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為甄別出具有硬約束條件的達標金融企業積累經驗，這有為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鋪路的味道，但因此認為取消貸款額度目標是中國央行的一次市場化改革，或是一種錯覺，因為新措施並未觸及和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商業銀行仍將偏愛能夠提供擔保的國有企業，存貸款利差仍是商業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

　　在當前通脹下，負利率實際上是剝奪存款者而補貼借錢者。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由於企業貸款和項目貸款一般設置了資本金約束，企業資本金越多，就可獲得更多貸款或者更優惠的貸款條件，包括較低的利率。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貸款利率上浮不設限，但企業貸款的競爭卻遠不充分；這同樣可以解釋，當央行提出加息時，要盡可能取得諸如主管項目投資的發改委、央企的老闆國資委等的支持。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市場化純度，讓新的貸款體系能否有效成為懸念。但就目標而言，中國央行正朝著更具市場化的操作進程邁進。

　　按慣例，每年初，央行都會公佈貨幣供應量和全年信貸額度目標。就央行的法定職權而言，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和匯率均須報經國務院批准後才能執行，央行可以自主決定執行的工具，除了廣為熟悉的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外，還有一項獨立執行的工具：中央銀行基準利率。但後者卻很少使用。

　　就多層次金融體系而言，存在兩種利率，一是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利率關係，包括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利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二是商業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利率關係，即俗稱的存貸款利率。

　　在成熟經濟體，由於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央行只需調節其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關係，調控流動性。就這一層面而言，伯南克加息和周小川加息並非同一概念。

　　利率市場化的要點是體現金融機構在競爭性市場中的自主定價權，但就中國市場化進程而言，最後的懸念，一是貸款利率下浮是否設底；二是存款利率上浮是否設限。

　　其進程取決於以下改革進展：

　　一是“構建逆週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二是“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此二者也正是“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兩大任務。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對於軟約束的金融機構，或者一些“病號型”、“重病型”金融機構，將給予多大程度的定價權？改革議程若進展至此，也就無須煞費苦心制定和圍堵年度信貸目標了，新的貸款體系或已渾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