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雅玲：達沃斯良好願望與現實差異並非簡單

　　事件背景： 2011年1月26日，第41屆“達沃斯”論壇在瑞士達沃斯開幕。本屆達沃斯年會以“新形勢下的共同準則”為主題，圍繞應對新形勢、經濟前景和制定包容性增長政策、支持二十國集團的行動計劃以及建立全球風險應對機制四大議題展開了討論。

　　2011冬季達沃斯論壇的主題為新形勢下的共同準則，即將基本價值觀和共同標準轉化成推動未來的積極力量，擁有一個新的全球一體化意識。但是在全球通脹、通縮錯綜複雜的經濟形態下，達沃斯所倡導的共同準則不僅難以實施，並且混亂了許多問題實質，使得全球應對和協調更加複雜。

　　自從2007年以來，新型金融危機導致的年度局面更加交纏、複雜而困惑，2007年是新型金融爆發之年，2008年時新型金融危機恐慌之年，2009年時新型金融危機應對之年、2010年時新型金融危機複雜之年，2011年則是新型金融危機更複雜之年。2011年冬季達沃斯論壇的局面更為複雜，簡單的議題、膚淺的討論，尤其是本質未有清晰判斷性的論證將難以找到答案和得到結果。

　　共同準則的國家資質識別發生錯覺乃錯亂

　　2011年冬季達沃斯論壇所提出的宗旨和原則是一種世界經濟的良好願望，然而現實環境與狀況並非如此。2010年世界經濟相對樂觀面突出，各類機構對經濟預期的水平在2.4-3.1%之間，經濟增長指標折射出對經濟復蘇態勢的期待。尤其是年底各類回顧與展望性會議的論點認為：發達國家發生所謂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格局已經發生轉變，發達國家為主的趨勢已經由新興市場國家所替代，尤其是本屆達沃斯論壇有人提出將我國新興市場地位的新論點，這種輿論並非是真實的反映，相反調侃性和錯覺面突出。尤其值得關注世界經濟復蘇深層次和結構性問題，經濟復蘇的代價巨大中期暗藏風險甚至危機可能。全球各國超常規的投放帶來今天經濟增長利好局面，不僅不值得欣慰，相反值得警惕和防範。

　　一方面是宏觀調控的經濟把握思維方式已經嚴重扭曲，正常經濟數據背後的不正常投入已經導致判斷標準扭曲，流動性過剩之下的回歸被誤解為收縮、下降，這不僅帶來政策調整的難度，更使調整缺少正確的基點把握，正常性已經十分混亂，錯覺導致識別發生問題、判斷偏離常規。另一方面是經濟合作模式及協調差異裂痕擴大，國家資質之間的不平衡進一步擴大，而非縮小。僅從貨幣制度的角度看，沒有新型金融危機之前，我們認定的全球貨幣格局是三足鼎立，即美元、歐元和日元平分天下，均衡市場結構，但是經過新型金融危機之後的當今，全球貨幣制度格局定義為美元回歸一隻獨霸貨幣制度，歐元無法與美元抗衡，英鎊躍升為第三季貨幣地位，替代日元成為全球第三大貨幣體，四大主要貨幣之間的差異進一步擴大，美元已經沒有競爭對手，相反合作夥伴進一步加強和擴大，美元和日元貨幣的全球化默契局面已經延展到英鎊即將為美元新的戰略聯盟和夥伴，英國已經明確將不加入歐元，未來德國等歐元區國家也面臨分崩離析完結的可能。美元一支獨大的格局將會隨著歐元可能崩潰而更穩固和穩定。包括經濟競爭在內，全球格局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即使經歷了一場新型金融危機的發達國家遭受嚴重打擊，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趁勢在上升，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實力和勢力並沒有達到與美國經濟和發達國家經濟競爭力的較量和均衡狀態。至今發達國家擁有的是經濟存量的優勢，尤其是制度優勢至今沒有改變。而發展中國家只有速度和規模的優勢，並沒有實現勢力和實力的競爭性。發達國家依然是高收入國家群體，發展中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只有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資質無改變是現實，共同準則的基點識別是關鍵。尤其是面對我國敏感點和焦點，我國的全球經濟角色輿論目前只關注到中國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但忽略了我國的人均産值、教育水平、産品質量等指標還處於相對落後的水平。而美國應該對全球經濟承擔更大的責任，我國更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改變自己和增強自己，積累更高的能量，這種把握才是比較貼切的。

　　共同準則的市場價格基礎差別未變且難變

　　目前對於全球通脹與通縮的關注並存，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傢具有明顯的不同，其源頭在於價格因素的結果不同。雖然全球面臨價格上漲趨勢突出，進而通脹壓力擴大是焦點，然而，發達國家的通脹壓力並不嚴重，甚至有通縮的擔憂，這中間的差異在於貨幣價值體系的差異以及産業結構的差異。一方面是價值體系的報價主導在美元，也包括其他貨幣組合，歐元、日元和英鎊等發達國家貨幣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報價影響力，而所有發展中國家，甚至新興市場國家都沒有價值概念的定價和價值體制。如美元石油報價和歐元石油報價並駕齊驅，而發展中國家是在接應價格。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主要基礎供給産業分佈，發達國家是技術和高端産業壟斷。2011年冬季達沃斯論壇所涉及的共同準則落地具有不一樣的條件和環境。目前的問題是業已存在的各種制度的不合理性、不規範性和不合現實性突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基本原則都是過去經濟時代的規則，當今已經不適應現代經濟形勢，論壇應該根據各國的意願和訴求，修改不合理的內容，從而進行改進和改革。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不應該停留在形式上或者各種指標上，全球經濟秩序和規則的重建應該從制度和國際協調機制上來論證，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不是個案問題。目前全球經濟不存在新形式下的共同準則。如果在各國發展水平和所處階段不一樣的情況下，採取一個標準是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執行力會很差。

　　共同準則的未來前景判斷依據詭異而複雜

　　2011年冬季達沃斯論壇應該更多展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困難，讓世界理解我們的發展訴求和需要，給發展中國家更多空間和時間去改變和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論點焦點。然而論壇焦點則積聚發展中國家的業績與進展，嚴重忽略發展中的問題和差異，進而對於未來前景的判斷過於樂觀，著眼點誤導判斷基點和條件。面對未來世界前景，歷史進程循環性和簡單性突出，但實質與本質有變且無變中更加複雜。

　　我們已經經歷過的歷史在簡單巡迴重演歷史，然而事情並非雷同，不同之處凸顯國家利益訴求和國家戰略規劃。2010年與2008年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形勢極其相似，市場簡單循環，心理恐慌擴散，政策簡單錯誤對應。然而，兩個階段也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質差別。相同和不同之處在於戰略和利益的作用與結果。從兩個時間段的相同之處的共性看，其一是心態相同——恐慌與擔憂之中不確定。兩個時間段的市場恐慌性擴散，市場擔憂難以消除，不確定是關鍵詞語，進而面對前景心裏沒底，觀望、盲從、短期進一步刺激投機性擴大，投資方向快速波動和調整，價格起伏錯落明顯缺少方向。關鍵點在於價格預期，2008年擔憂價格跌到何種程度，2010年擔憂價格漲到何種程度。其二是狀態相同——經濟衰退與二次探底不確定。兩個時間段的經濟狀況處於下降中，經濟衰退嚴重於二次探底，而二次探底惡化經濟基礎，經濟復蘇面臨挑戰和考驗，未來趨勢判斷難以定奪和難以預料突出。其三是政策相同——極端寬鬆的貨幣政策與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不確定。兩個時間段的貨幣政策是焦點關注，並且釋放寬鬆性是共同趨勢，市場並沒有因政策穩定或見好，相反市場不穩定和調整進一步擴大，甚至難以控制。兩個時間段的發生同樣的狀況是值得思考的，一方面是短期循環的相似是對還是錯是關鍵，這種判斷性已經處於迷失方向狀態，共性問題的簡單性潛藏巨大風險，並有未來不可控制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於市場焦點繼續集中在價格短期，制度重點嚴重忽略，背後則潛藏制度的有效規劃和長遠意義，實際結果市場已經處於霸權回歸性的必然，霸權和均衡出現。所為全球平衡和再平衡就是最好的一種簡單論證的結局。輿論被嚴重綁架，綁架的目的在於國際戰略和國家利益的有效性推進。

　　然而，經歷過時間的檢驗和循環，面對相同特點之後的思考在於透過簡單現象看本質。兩個階段更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和特性，差異性十分明顯，具體在於：其一是性質差異。2008年是處於金融危機概念的控制力考驗，2010年則轉入金融危機狀態的轉嫁階段，競爭性和風險性明顯擴散和轉移。而無論控制金融危機或轉嫁金融危機都沒有脫離主導國家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權。控制金融危機是維護美元的地位和能量，最終是實現美元市場份額的增加和美元霸權制度的恢復，回歸了美元一隻獨霸的貨幣地位，歐元的挑戰性收縮，歐元的價值性減弱，歐元的瓜分性下降，美元保全、維穩和擴張的美元戰略有效而成功。美元不是面臨危機論和崩潰論，相反美元霸權性和獨霸性面臨穩固和強化。全球對美元理想化的輿論短期而簡單論證恰恰給與美元機會和條件，順應美元戰略部署和策略需求，美元陰謀論實現的是美元戰略性收穫。其二是狀態差異。2008年的所有問題焦點和關鍵在於美國因素，美國處於被動接應金融危機概念和接應金融危機衝擊時期，無論價格、機構或政策是恐慌籠罩，損失恐嚇以及風險擴散。而時至今日的2010年，美國新型金融危機的概念不僅有別與傳統金融危機，而且在價格、機構和政策變化模式和方式上已經截然不同與2008年，尤其不同於歷次傳統金融危機，不僅顯示美國極強的控制力和調節力，更顯示出美國高超的應對能力和轉嫁能力，新型金融危機的概念已經逐漸脫離美國受害狀況，反之轉向歐洲、亞洲乃至中國受害的可能。新型金融危機的收穫遠比傳統金融危機的傷害要大，新型金融危機的控制力遠比傳統金融危機的傷害性要小。其三是結局差異。2008年帶來的結果是美國首先步入經濟衰退，2010年産生的結果是美國率先走進經濟復蘇，進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宣佈美國經濟在2009年下半年擺脫經濟衰退。雖然目前全球二次探底輿論四起，但是美國經濟一直保持增長狀態，2010年美國經濟增長利好態勢超出市場預期，相對悲觀的論調結果是美國經濟復蘇穩固和強勁。

　　2010年國際金融市場的特點尤其驗證筆者過去對這場獨特金融危機的評估與判斷。尤其是新型金融危機是筆者的獨到之處，進而對市場價格和趨勢的諸多判斷得到實踐的驗證與檢驗。首先是2007年10月份的判斷，這場新型金融危機最終的最大的贏家是美國。其次是2008年11月的判斷，美國受到的是輕傷、歐洲受的是重傷、中國受的是內傷，三個經典論點得到媒體關注和社會認可，現在也得到歷史的驗證。第三是2009年筆者的判斷，我國經濟增長走勢為W型，而非V型。最後就是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趨勢是回歸常態，而非緊縮或下降。

　　透過2011年冬季達沃斯論壇，我們面對更複雜的局面需要的是思考，而非簡單輿論推波助瀾，甚至只有接受，沒有識別判斷和批判性。金融市場最關注的集中在價格走向，實際上金融市場所有立足點突出於意識上和思想上的混亂和錯覺，進而本屆達沃斯論壇依然循規蹈矩的是大國戰略意願和規劃的進一步展現，而非全球利益和訴求的討論與解決之路。無論達沃斯論壇或20國集團論壇都是不具有執行力的研討形式，並非如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職能具有執行力。所以世界焦點關注以及改革重點在於多邊機構的改革，尤其是對難點的突破，而非擴展討論範圍或組合形式可以解決問題。

　　（作者係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