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枚“體制外”義工

　　丁婷婷

　　很多時候，我希望為我所在的被稱為“無根之城”的地方做些什麼。

　　這座城市戶籍人口有171萬，像我一樣統稱“外來務工人員”的有864萬。人口密度最近“榮升”全國第一、全球第五，商業區經常被排隊等著上公車的成千上萬人擠佔了半條大街；城市從北至南三條主幹道沒有一天不是被車輛堵得水泄不通；而每天我就這樣被人流推著不由自主涌上地鐵。但這裡的人們普遍感覺孤單。

　　我很能理解這座城市的某大型工廠為什麼誕生了“十幾連跳”。當我去到他們工廠時正值換班，一大批員工黑壓壓地涌出廠門，又涌向各個食肆，在街區晃蕩。總得有好幾千人吧，可是安靜得讓人覺得毛骨悚然——他們基本沒有什麼言語的交流，即使並肩行走也是寂然一片。就連那些在當地有些成就的人們，代表委員、專家學者、商人抑或是建築師之類，在卸下面具時，都會説渴望回到家鄉——如果説家鄉有這座城市這麼好的設施環境，能夠獲得這麼好的社會地位或是如此多財富的話。若是酒酣耳熱就該有人開始仰天咆哮了：這什麼一地方！到處都是金子,可就是沒有我的家。

　　我想，總得為融入這個城市做些什麼，讓我收穫這個城市的歸屬感。我想到了做義工。這個城市義工組織發達，據説註冊義工達到了20余萬人。著名的“送人玫瑰手有餘香”就源於這裡。通過這樣一個完善健全的組織平臺，我不用費很大力氣就能直接達到有需要的人們身邊，是個“省時省力”地“奉獻社會”的好渠道。

　　但我最終放棄了，源於一次前單位的年中會。很詭異的，我們的年中會在當地一家香火鼎盛的寺廟大堂裏舉行；更詭異的，茶歇時候一隊義工魚貫而入端出水果和糕點，給我們單位的員工們倒咖啡。我目瞪口呆，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的義工們，何以淪落到給事業單位員工端茶遞水？

　　隨後的時間裏，我在圖書館撞見正在幫忙整理書籍的義工，看見了在商業區十字路口維持交通秩序的義工。我更疑惑了：這些本該屬於政府公共職能範疇的工作，何以要交給義工？圖書館應有圖書管理員，十字路口應有更多的交通管理員，不是這樣嗎？何以義工成為了政府的免費勞動力？

　　後來我才知道，這城市裏的義工組織大本營駐紮在市中心一棟新蓋的大樓裏，辦公室的隔壁是團市委派駐的機構，“最大的領導”是團市委權益部的部長，要成為一名正式義工，需要提交材料“註冊”，在經過一段時間後方能轉正頒發“義工證”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馬甲。

　　但我仍然想做些什麼。朋友小A開始傳授他的“體制外義工”經驗，方法很簡單：發動人們為流浪的小貓小狗搭窩，在紙箱裏舖上布料—放上棉絮—再鋪上一層布料，然後將小紙窩送去流浪動物救助中心；組織人們在流浪動物經常出沒的地方蹲點喂食，按時放置食物；帶上一批人去養老院，聽老人們講述他們年輕時的事跡或是抱怨子女不來看他們；收集掛曆紙給聾啞學校做盲文，因為盲文紙很貴，很多聾啞學校都負擔不起。除此之外，就是每個星期要組織兩到三次各種各樣的群體活動，比如放風箏，比如唱K，比如登山，比如三國殺等等。

　　在杭州、上海、哈爾濱，小A發展了400余人的組織，彼此間相互關心、相互陪伴。

　　既然這座快節奏高強度的城市裏有那麼多感覺孤單的人，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己之力建立一個小小的組織，帶給他們一些歸屬感，讓他們能有無關利害的朋友一起吃吃飯，一起看看電影，在群體活動中找到點感覺，感覺自己被他人所需要。在打理好自己的幸福感之後，再能向外有所傳送，送給無家可歸的小動物們，送給需要幫助的老人們、小孩子們。

　　這看起來很像小學生作文的內容，事實上我們要做的也就是小學生作文裏出現的那些事。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活計，建立和維持都需要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像這個城市裏的大部分人一樣，小A工作繁忙，時常加班加點，但只要一有時間，哪怕幾分鐘，都會將其投入到這項“致力於提高人民群眾幸福水平”的業餘活動中去。

　　新人加入，需要給予關注，讓他們感受到被承認；誰生病了，需要慰問，讓他們感覺還有人記挂；組織活動要安排場地，盡心盡力讓大家在休閒時間放鬆；誰有需要幫助的，聯絡各地朋友給予馳援，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比“體制內”的義工們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小A總是説很累，但他很開心。他認為幸福就是分享，歸屬感就是被需要，哪怕只是幫大家做一道菜都會很滿足。

　　而我，在這個省份提出“幸福廣東”的時候，正在小A的幫助下試圖建立這樣一個溫暖的小群體，將我的業餘時間投入到為更多人提供一些小幸福、小溫暖的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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