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印度“人口紅利”是現實還是幻想？

　　梅新育 商務部研究所研究員

　　中印之間的“龍象之爭”是西方政界、輿論界熱衷的話題，隨著近年中國傳統增長模式開始受到勞工權利、環境等多方面約束，某些西方機構一改昔日聲稱印度服務業增長模式優於中國製造業增長模式的口吻，開始宣揚印度製造業即將趕超中國。去年6月24日，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和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聯合發佈調查報告，聲稱印度製造業正縮小對中國的差距，預計可在5年內趕上中國。其中的“人口紅利”更是被一些人視為印度製造業趕超中國的一個條件。但綜合考慮，我們不難發現，印度無法充分利用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機會。

　　不錯，中國很有可能不久就迎來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耗竭的“劉易斯轉捩點”，新增勞動力數量甚至2010年就有可能見頂，而印度勞動力供給似乎要充裕得多。聯合國估計，2010—2035年間，印度人口將從12億增至15億，增長26％；同期勞動力數量將增長33％，達到近10億人，使處在工作年齡段（15歲至59歲）的印度人佔到該國總人口65％左右，令印度成為全球最大勞動力市場和對全球勞動力數量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高盛則估算，未來10年印度GDP增速可能因勞動力增長而提高4個百分點。問題是印度潛在的人口紅利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需要外向經濟發展、相應基礎設施和教育等方面跟上，方才能夠成為現實的生産力，而即使不考慮印度外向經濟發展的水平，在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兩個方面，與中國相比，印度都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人口並非僅僅年輕就能構成合格的勞動力資源，而是需要具備相當的人力資本。與印度相比，中國人力資源的優勢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國民具有自我奮鬥精神和好學上進；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民族構成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也賦予中國社會較高的穩定性，並有助於降低中國社會的商業成本。

　　人最重要的素質莫過於自我奮鬥的精神，而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揭示的那樣，一國國民的個人奮鬥精神與其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上千年來，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一種不重視個人出身門第、重視自我奮鬥的傳統，加上重視現世的文化傳統，無論是哪個階層，我國國民普遍願意通過自我奮鬥來改善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也相信自己有這樣的機會。相比之下，印度文化傳統上不重視現世，對現世抱有強烈的逆來順受無為傾向，把希望寄託在虛無縹緲的來世和所謂“精神世界”，只要這種精神狀態不徹底改變，印度國民從總體上就不可能具有堪與我國國民匹敵的奮鬥精神。

　　作為勞動力資源，文化水平和專業技能是決定人力資源質量的第二要素。從孔子建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平民教育體系開始，中國國民形成了勤奮、好學的牢固傳統，正是這一傳統決定了我國人力資源質量不斷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全國文盲率近90％，1949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學校、普通小學在校學生人數分別只有11．7萬人、126．8萬人和2439．1萬人，到1964年人口普查時，文盲率已經大幅度下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又下降到22．81％，2000年則已下降到6．72％。與此同時，我國職業技術教育也取得了長足發展。

　　相比之下，在1947年獨立之初，印度識字率遠遠優於中國，但直到現在文盲率仍然接近50％，除了由印共執政的少數幾個邦之外，其餘各地基礎教育均滯後，其低效率的教育培訓體系無法給廣大勞動者提供足夠普及的培訓。印度每年有近1300萬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大軍，但該國的職業培訓體系每年只能培訓310萬人，許多印度年輕人甚至缺乏最基本技能。一個文盲率接近50％的國家不可能實現全面工業化，也就談不上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並席捲世界市場了。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只有在具備高度社會一致性的情況下，人口眾多、青年人口比例大的特點才能構成人口紅利的優勢，否則反而會成為社會動蕩之源，而中國在民族構成、語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是印度所不可比擬的。中國人口中漢族佔絕對多數，從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漢族人口所佔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從93．94％下降到91．59％）。從周朝開始確立的世俗政治傳統，統一的語言文字，不僅降低了商業成本，更令中國在長期內保持著較高政治穩定性。相反，印度是一個缺乏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佔據絕對多數，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僅佔全國人口的46．3％，泰盧固族佔8．6％，孟加拉族佔7．7％，泰米爾族佔7．4％。相應地，印度的語言文字異常繁雜，憲法承認的語言有10多種，登記註冊的達1600多種，語言文字高度不統一，雖然英語和印地語同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但作為本土語言的印地語使用反而不如外來語言英語廣泛，而作為一種外來語言的英語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語言成本。不僅如此，宗教對印度社會影響力巨大，而印度居民的宗教信仰又極端蕪雜，約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

　　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一致性不僅提高了商業成本，更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長時期內的政治性風險。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佔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産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體衝突、乃至民族衝突的層次，甚至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

　　基礎設施和基礎産業殘缺不全、政府公共服務低效腐敗更足以扼殺印度發展製造業的雄心。中國基礎設施優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僅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發達國家行列也堪稱先進。考慮到印度以私有制為主體，這一點被某些人稱之為優點，卻決定了這個國家在改善基礎設施時註定要付出比中國高得多的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而且，印度在改善基礎設施方面面臨資本短缺約束，而要克服資本短缺約束，動員充裕的人力以替代稀缺的資本是一條出路。中國曾經以較少的資本投入完成了大規模的工農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産業建設，但印度在這方面的動員能力相當薄弱。

　　看到了這一切，我們還能對印度的所謂“人口紅利”盲目推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