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現在須為未來埋下發展的種子

　　一隻身形龐大的大象很難藏身樹後，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世界矚目。

　　進入2000年以來，中國GDP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超越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今年更有望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

　　但中國還遠沒有自大自滿的資格。

　　成就的取得，來源於改革開放，既有制度變遷紅利釋放殆盡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中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動力和源泉何在。

　　真正實現經濟轉型依然是中長期內面臨的重要任務，各類財産權利的再界定、出口與內需的再平衡，城鄉統籌的再推進、市場準入的再放開，以及讓價格機制發揮更基礎性的作用等等，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決心。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來，過去十年，是改革開放的收穫期，要在未來有更大的收穫，需要埋下改革的種子。

　　出口導向的成就與代價

　　《21世紀》：回顧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0年時中國GDP排名全球第六，今年我國GDP上升至全球第二，您如何看待這十年的發展？

　　周其仁：總的説來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表現很好，老百姓生活、經濟結構、國家力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飲水思源，這和中國確立並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是分不開的。當然，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沒有代價。回顧的時候，兩方面都要看到。

　　加入WTO是一個重大事件，代表中國積極地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對外開放帶動內部的改革，整個國民經濟受到結構生産力的巨大推動。其中最基本的，是巨量人力資源從原先收益很低的部門轉向收益較高的部門。這種結構生産力的釋放真的是革命性的。

　　中國憑什麼加入全球化？

　　我看到的就是憑三條。第一是原來很窮、就是人民的收入低，一旦開放就是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成本非常低；第二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原來經濟體系的組織成本和體製成本，解放中國人的創造力和幹勁；第三就是學習曲線在開放中顯著上升，生産率大幅度提高。這三大變量形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舞臺上的綜合成本優勢。

　　我講過幾次，中國與發達國家原本是差距甚大的兩個海平面，一旦打通，相互貿易、互相投資、信息與知識流動，就釋放出各自的巨大的比較優勢。

　　現在還記得，開始要加入WTO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中國門戶洞開一定對自己不利，什麼狼來了、虎來了，什麼産業全面垮臺，將有幾千萬人失業。結果是有來也有往，“中國製造”把很多發達國家的製造替代了。結論是中國為加入WTO要做調整，發達國家要做更大的調整。整體看，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增加了中國普通人的機會，也大大增加國家經濟實力。這是這十年中的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

　　當然也不是任什麼産品都由中國製造，讓人家的工廠全關門。這不可能，也不應該。我們不買人家東西，人家拿什麼買我們的産品？拿印製出來的美元來買，最後天下大亂。

　　《21世紀》：隨著中國要素價格上升，企業的利潤越來越少，優勢還有多少？

　　周其仁：平均看，發達國家的人工還是中國平均工資的十倍。這説明還有極大的餘地，繼續發揮中國經濟的綜合成本優勢。今天很多中小出口企業的毛利的確很薄，但不僅僅是因為人工成本升得急，也包括管理、物流等其他成本降得還遠不夠快。多年靠勞動力便宜，一俊遮百醜，一旦人工上揚，挑戰就來了。

　　《21世紀》：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全球企業的必爭之地，但是我們發現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多數還是以做出口為主，這是為什麼？

　　周其仁：首先是全球市場非常大，否則哪可容這麼巨量的中國製造？這點很明顯。比較不那麼明顯的，是出口生意利用的是現成的全球商業網絡，或者説是包括軟體在內的商業文明——常常樣品寄過去，報價合理就可以簽約、生産、發貨。就是説，做生意的麻煩少一些，交易費用低一點。

　　在國內，把生産出的商品分送到千千萬萬顧客那裏，這個網絡比國際上還是有差距，交易費用很高，要麼貨到不付款、要麼款到不付貨，各方建立信任很不容易，要維繫很多複雜的人事關係，還要昏天暗地喝酒。遠大集團的張總講，他們6個業務員做國際訂單，120個業務員做國內訂單，兩邊做的單子總量是一樣的。這説明了什麼？

　　現在輿論上講內需不足，只看到了一種強制性儲蓄，就是收入低，沒保障、要省下錢來看病、上學、養老，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錢。這個問題有，要解決。但還存在另外一種強制性儲蓄，就是國內市場好商品、好服務的可得性很低，品質不可靠，或者品質好一點的價格離譜得貴。這也抑制內需。

　　《21世紀》：開拓國內市場的主體您覺得是否應該單純由企業來做？

　　周其仁：這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企業、商人、投資者的進取心和開闢商道的努力當然非常重要，政府的服務和公眾參與也不可或缺。

　　一個誠信、少騙人的商業環境對整個國民福利非常重要，反過來就會刺激生産。

　　阿裏巴巴有個很好的口號：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現在的要害，是讓國內生意和國際生意一樣地好做。

　　《21世紀》：出口導向的高速增長，對國內經濟平衡有什麼影響？

　　周其仁：一般看法，談貿易順差就只往“國際影響”那個方向想，甚至僅僅爭論對美國經濟平衡的影響。可是既然叫國際貿易，其中一國又是中國，那包含著巨大順差的對外關係，對中國自己也必定有重大的影響。

　　現象並不複雜：每年中國有大量的商品服務凈出口，但是生産這些商品所獲得的貨幣收入，卻留在了國內。這筆在國內市場沒有商品與之對應的貨幣，數目越來越大，其影響不能小視。統計數據是這樣的：中國商品與服務的凈出口，1990年510億人民幣，佔國民生産總值2.6%；1997年3550億，佔4.3%；2004年10223億，佔5.4%；2007年23381億，佔8.9%；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已經波及中國，但這一年中國的凈出口還有24135億，幾佔當年國民生産總值的8%。

　　“凈出口”就是中國商品與服務的總出口額減去總進口。如果問，這部分凈出口的商品與勞務是在哪生産的？答案是在中國國內。而且這部分凈出口的商品與勞務也不是白白生産出來的，工人掙得了人工、老闆掙得了投資與管理收益、政府抽到了稅、銀行收取了利息。所有這些收入都是人民幣，都有購買力，但是對應的商品服務卻出口了。

　　這當然對國內市場有影響了。因為這部分貨幣收入，是“剩”在國內的“純購買力”，在國內市場上沒有對應的商品和服務可以買。這麼説吧，除非大家把這筆“余錢”存到枕頭或炕洞裏，或者像一位名家説過的那樣，“一把火燒掉”，徹底退出流通，否則，國內市場裏的貨幣與商品勞務之間，就永遠不匹配。這解釋了這些年來，為什麼不是這裡“熱”，就是那裏“熱”。倘若政府乾脆不管物價，聽任沒有商品對應的超額購買力全部衝向市場，物價總水平一年上衝8%，應該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物價上漲傷民之際，人言滔滔。政府不可能無為而治，總要以看得見之手干預調控。但是，超額貨幣購買力並沒有消失，所以管來管去，最好的效果也不過揚湯止沸，或按下葫蘆浮起瓢，但出口導向、大把順差創造出來的過量貨幣購買力，還在源源不斷地産生出來。貨幣是存量，發出去就不會死。最後如氾濫的江河之水，一直在尋找著新的決口。

　　這是過去十年成就要面對的一個代價，出路就是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什麼關係呢？進來一塊美元究竟付出多少人民幣，就是由匯率定的。人民幣匯率增加彈性，進入中國的美元多，放進國內市場的人民幣就可以少一點，對平衡國內經濟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