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客服設為首頁
登錄

中國網絡電視臺 > 經濟臺 > 財經資訊 >

周其仁:民貧國衰,民富國強

發佈時間:2011年01月30日 09:57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中國經濟網

評分
意見反饋 意見反饋 頂 踩 收藏 收藏

  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最近關於“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有很多討論,引起大家關心。我看到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有兩個層面。一是對事實的認定,也就是中國這些年來究竟是不是發生了“國進民退”這麼一回事。當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觀察,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以我比較關注的土地問題而言,國進民退是存在的。因為憲法規定,所有城市的土地都是國有土地,所以城市化加速,城市的範圍擴大,政府就把更多農民的集體土地徵為國有土地。這當然是國有土地在增加、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減少。這是財産存量方面的變化。

  第二個層面就是評價。如果事實上發生了國進民退,或者沒有發生,那麼到底應該還是不應該,好還是不好,這涉及到價值觀,看法的分歧就更大了。

  但是還有一個層面的問題,討論得比較少。那就是無論是國進民退存不存在,好還是不好,都有一個基本概念的含義,即何謂“國”,又何謂“民”?目前流行的討論,是把“國”與“民”在概念上對立起來處理。似乎在這個“國”裏面,完全沒有“民”的因素;而“民”的概念,也可以徹底排除“國”的成分。我認為,這樣的概念本身就是問題。當我們用這樣的概念來概括可觀察的現象,並加以價值評判的時候,容易把具有實質意義的問題忽略掉。當然,對這個概念的討論不僅僅涉及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自己也沒有想得很清楚,所以這兩年就沒有對國進民退問題發表過意見。

  兩年前在一個場合,問題變得不容回避。當時我供職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林毅夫提議並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重新組建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等到大學正式批准成立的時候,毅夫已去世界銀行工作。成立揭牌會上要發言,我就犯了難——這“國家發展研究院”裏的“國家”,究竟是個什麼含義?沒有辦法,我只好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搬了出來。此書名是嚴復的譯法,後來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書名就成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那麼,究竟是“國富”,還是“國民財富”?查斯密的英文原文,是 TheWealthofNa-tions,因此關鍵就是怎樣理解Nation。譯成中文,Nation當然有“國家”的意思,但此國家可不是彼國家(State),與填表格“國籍”欄目的那個Country也不是一個意思,當然就更不是“政府”、“朝廷”或“官員”了。於是,我就用亞當斯密的Nation概念,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裏的那個“國家”,理解為“以人民為本位的國家”。那才是經濟學傳統的關懷,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以人民為本位的國家的富裕和強盛。

  當時就這麼簡單提了一提。但這個國家的概念問題一直引起我的思考。為什麼在今天的中國語境裏,人們講到國家似乎就只意味著State,只意味著政府和政府部門,甚至只意味著掌權的“官”?為什麼我們這裡,國家的國,國富的國,國進民退的國,或者國籍的國,如果要找對應的詞彙,總是不那麼容易找到Nation那裏去?

  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使然嗎?也不儘然。總編致辭裏,不是提到一句“江山社稷”嗎?那可不是舶來品,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文化。什麼是江山社稷?“江山”是領土,社稷是人群中的一套儀式,其中 “社”代表土地神,“稷”代表谷(糧食)神。社稷就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儀式。為什麼要祭祀?答案是農業文明靠土地和穀物養人,所以祭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還是黎民百姓,是國民的安康、富裕與財富。孟子的名言大家熟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那麼早先的時候,就把這個關係梳理得如此清楚。在這個傳統裏,任憑君權多麼高高在上,官位多麼顯赫,政府多麼強大,在政治倫理上還是要排到民和社稷的後面。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精華,一脈相承、發揚光大到當代。“為人民服務”是這樣的理念,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賦,也是這樣的理念。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把“國”的概念,理解為三個元素的合併。第一是一定幅員的領土,第二是人民,第三是人群得以組織起來的典章制度,其中包括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政府與行政。加到一起,江山人民社稷三位一體,才算完整的國家概念。沒有民只有官和政府的國家,在歷史上和現實裏都站不住,因此在概念上也站不住。這是説,我們有理由拒絕沒有人民的國家概念。在公共政策討論的頂層架構裏,最需要嚴格推敲的基本概念,就是國家。這個概念出了岔子,一系列問題都會歪,跑偏就嚴重了。

  具體來看,“國進民退”本來要討論的是國民經濟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比例及其變化。既然有國有企業,它要增加競爭力、發展壯大、做大做強,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總不能要求把國有企業做小、做差、做垮吧?問題是,什麼是國有企業?按照國資法的規定,國企是屬於全體人民的企業,所有者是全國人民。過去叫全民企業,反映的就是這個性質。既然全國人民是所有者,當然全國人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出資人”。但是全國人民怎樣才能充當所有者和出資人?13億人,上哪兒開會?怎麼掌握情況、做出判斷和決策?這裡有巨大的信息成本。目前的解決辦法是人民把國企委託給國家機關,這就是國資委。所以準確地説,國資委是“代為履行”出資人的職責。從經濟關係分析,那也是一類委託與受託的關係。

  討論國資委設立的時候,記得也有過這樣的構想,就是要把這個受全國人民之托打理國企的機構設在人大,不要放到政府裏面。那樣的話,國資委直接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報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這裡最關鍵、也是最敏感的問題,是國企的活動範圍可以覆蓋國民經濟的哪個部分,以及國企有沒有權力禁止、限制人民自己組織的企業進入同一個市場?這並不是政府的行政事務,應當由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表決和立法。但是,最後國資委還是設在了政府,還是以行政權力來履行出資人職責,其主要任務、目標和考核又偏重於盈利和做大做強,利潤分配還不受同朝為官的其他政府部門的節制。這樣,隨著國企的經營業績越來越好,國進民退的疑慮就來了。

  第二個問題是稅制。稅的經濟性質是納稅人付給政府錢,以此來購買政府的服務。稅收之所以需要強制徵收,為的是防止和杜絕一部分人可能的“搭便車”行為傾向。但政府機關不可因為強制執行力在手,就自行決定稅的種類和稅負的輕重。可是,我們很多稅現在還是行政部門直接定,自編自導自唱。這在道理上是説不通的。大家看最近進口流量變大,因為很多消費品在境外買便宜,老百姓和民企中總有人很靈敏,代購活動就起來了。作為海關當然要維持所有進口稅制的公正,但為了所謂的計算方便對每台帶入的iPad一律抽1000塊的稅,是講不通的。這不是技術性的小問題,而是涉及到人民和行政部門之間的重大關係。問題是我們常常把這種重大問題看得很輕,出手的時候也比較隨便。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還有一個多少年的經驗,就是不要輕易提加稅的建議。因為那是最容易被吸收的一種意見。倒不是説不需要增加稅種,但只加稅不減稅怎麼調整國民收入分配?講了那麼多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要增加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可是加稅建議很容易變成政策,減稅就非常難,結果還不是與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的目標越走越遠?所以我後來説,誰提一條加稅建議,就請他同時提一條減稅建議;政府出臺一項加稅政策,就同時考慮一條減輕稅負的政策,以保證總稅負不會脫離經濟情況而不斷地加重。

  最近還有一個問題是通脹抬頭,那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多的必然結果。從國家制度層面看,央行動用基礎貨幣的權力受到什麼樣的實際制約,這是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在央行的資産負債表上,基礎貨幣記在央行的負債項下。那是央行對誰的負債?簡單講,那些法定儲備金是央行依法對商業銀行的負債,而商業銀行的錢又來自對儲戶的負債。另外一部分基礎貨幣,即發行的貨幣,則是對全體持幣人的負債。那麼,央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擴大負債?又受什麼節制?這是比日常的貨幣政策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央行的獨立性問題。美聯儲主席常常要到國會山上去報告情況、接受諮詢,反映的就是這個關係。中國的國情不同,但動用基礎貨幣時,譬如拿基礎貨幣大手買入外匯,一下子就擴大了央行的總負債,就需要一套合理而嚴格的約束機制。否則,基礎貨幣發多了,物價上了房,就不純粹是技術性的問題了。

  最後,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限制,要有公開的、嚴格的程序來加以決定。如最近的調控,像限制購房、購車等等。情況緊急,有人買了很多房,有人買不起房,老百姓為房價問題而分裂,所以要出臺政策。但是涉及到老百姓基本權利的事項,包括可以買什麼、不能買什麼,這是很基本的權利。出臺限制性政策就要比較慎重,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和嚴格的程序。或者就是短期的、臨時的,劃清時間範圍。否則人民會覺得行政權的行使沒準兒,説情況緊急可以限這個限那個的。一旦把這些沒準的行為納入預期,大家的行為和市場就可能紊亂,長期代價就大了。

  小結一下。我認為合適的國家概念以人民為本位,加上領土、主權和典章制度。這樣來看,民是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國無民不立,民貧國必衰,民富國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