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素推動成本型通脹 通脹或將為滯脹

　　作者：楊舒

　　1月中旬，中國央行宣佈從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就此被推升至19%的歷史高位。

　　因有2010年下半年央行7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2次加息的舉動在前，對於央行今年首次政策緊縮的操作，市場照例解讀為：顯示了政府抗通脹的決心。

　　不過，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日前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中國經濟年會上表示，緊縮政策也許對需求拉動的通脹有抑製作用，但對目前中國面臨的成本型通貨膨脹卻不再有效。而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甚至擔心2011年的中國經濟會面臨比通脹更可怕的滯脹。

　　四因素推動成本型通脹

　　“當下的通貨膨脹是我們遇到的新問題。”厲以寧表示。之所以稱之為“新”，是因為這是中國第一次遇到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該問題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且自去年開始越來越明顯。計劃經濟時代雖有通貨膨脹，但還是隱蔽型的，表現為有錢買不到東西，表面上物價卻沒上漲；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出現過通貨膨脹，則為需求拉動所致，用緊縮政策能有效抑制。

　　厲以寧認為，4個原因直接導致了“新問題”的出現，分別是原材料短缺造成的價格上漲，農産品供不應求引發的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的物價上漲以及土地、房産價格的同期上揚。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也認為，中國正面臨成本型推動的通貨膨脹問題。他還稱，這種類型的通脹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解決的，何況除國內因素外，中國還有來自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飛漲以及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作用下的外部壓力。

　　“無論是哪一個原因觸發的成本型通脹，宏觀緊縮政策在應對時都可能無效。”厲以寧直言。他進一步解釋説，宏觀緊縮政策不能解決原材料的短缺問題，也不能解決農産品價格上漲的問題，更不能把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消除掉，也許對房價、土地價格上漲有一定抑製作用，但既然上升結果已經出現，後期在成本推動下，總價格只會上升。

　　不過，厲以寧特別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象表示理解。他指出，由於小城鎮和中西部的吸納能力增強，致使勞動力輸出減少，供不應求，這種現象本身是好事。大經濟規模下，中國工資標準提高為大勢所趨，畢竟廉價勞動力成本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可以預計且無法回避的剛性加薪趨勢。

　　通脹或將為滯脹

　　通脹只是風險之一，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看來，2011年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會比2010年更加複雜，“2010年，我擔心的是‘二次探底’；2011年，我更擔心中國經濟出現滯脹。”

　　賀鏗認為，當前有4個問題凸顯：一是成本型通貨膨脹，而此類型通脹恰恰正是經濟滯脹的重要特徵之一；二是已進行的過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耗資巨大，效益低，進而造成了債務風險；三是部分城市房地産泡沫明顯，金融風險壓力加大；四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背景下，進城謀生農民數量加速增加，城鎮就業壓力上升。

　　正是這4個問題引出了經濟滯脹的可能性，賀鏗直言，這是一種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交織並存的經濟狀態。

　　賀鏗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唯一不符合滯脹發生條件的，就是經濟增長率較高，2010年經濟增長超過了10%。

　　“不過，這種高增長不是單純以經濟自身需求為動力，而是部分依靠實施擴張財政政策，依靠國內投資的拉動，如果再繼續這種模式，已然發生結構扭曲的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賀鏗提示説。

　　中國何以應對

　　厲以寧不贊成以緊縮政策應對成本型通貨膨脹。他表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型是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方法。具體應從兩方面入手：作為企業，需要意識到依靠廉價勞動力參與出口競爭的時代已經結束，應依靠自主創新、産業升級和技術進步提高産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國家層面，則需加快人力資源結構的調整，以將我國逐步建設為工業和人力資源強國。

　　賀鏗建議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是各級政府轉變執政理念，將以GDP增長為目標轉變為以民生問題為目標，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進而達到擴大內需結果，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也由此自然形成。

　　而宏觀管理方面，賀鏗認為應由以需求管理為主向以供給管理為主轉化，實行結構性減稅，扶植低利潤、高就業的行業發展，增加就業；實行差別稅率和差別工資津貼，引導生産要素合理流動，促進全國各個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

　　至於具體財政政策，賀鏗表示，緊財政、寬貨幣更為適宜，以降低通貨膨脹壓力促進經濟增長，“我認為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而不是依靠財政來拉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進經濟增長，不能在總量控制上過多地做文章，要讓商業銀行能夠自主地進行貸款，但前提條件當然是保證資金的安全。”此外，賀鏗坦言，人民幣匯率還是要穩定，以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