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財經悲情人物 郭臺銘被稱萬惡資本家

　　一年一榜。又一個年末歲尾了。

　　2010年上榜的八位人物分別是：郭臺銘、陳曉、唐駿、金岩石、張亮、金磊、楊再飛、馬化騰。

　　每一年盤點，我們的心情都會不一樣。從開始的看熱鬧，到後來的客觀分析，再到現在深入思考悲情人物背後的問題，越盤點，我們越發覺得心情沉重。

　　與其説這是一份悲情榜，不如説這是一份引發思考的榜單。每一個悲情人物，每一段悲情故事，都反映出一個或者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或是行業的，或是社會的。個角度看，這一個個人物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縱觀那些個悲情人物，可能部分人的有些行為確實很惡劣，但其實都有著深刻的社會等原因。因為人不是活在真空世界。所以，他們是可悲的，也是可憐的。

　　不隱晦地説，在做今年這張榜單時，我們對這些悲情人物充滿了同情。在這個社會，個人是滄海一粟，有時候，確實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很多時候，他們內心的煎熬比常人要厲害得多。他們真的也挺不容易。

　　悲情不等於醜陋，魯迅説，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那些被撕裂的碎片，無聲地飄落，砸在人們的心上。即使是一道風景也美得讓人心顫，讓人心碎。

　　日後，當郭臺銘回憶時，2010年一定是一段無法磨滅的悲慘記憶。員工墜樓事件的頻發，讓富士康背上了“血汗工廠”的罵名，郭臺銘也因此成為“萬惡的資本家”。有海外媒體認為富士康的工作環境是《摩登時代》的再現。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講的是，20世紀20年代，工人查理工作強度大、工資微薄，重負之下被逼瘋，最後進入精神病院的故事，反映了機器大生産條件下流水線工人的悲慘境遇。2010年5月，《越南青年報》曾刊載報道，認為電影中的情景正在40萬工人聚居的中國富士康廠區重演。

　　對於員工的跳樓事件，郭臺銘起先並沒有太重視。

　　2010年5月16日下午，距第九起墜樓事件不過40個小時，郭臺銘還被台灣媒體拍到，與嬌妻曾馨瑩抱著剛滿一歲的女兒在草坪踏青，明知一舉一動都受媒體高度關注，郭老闆仍脫下鞋子，讓小女兒坐在肚子上玩耍。

　　直到第十跳的發生，終於讓他方寸大亂。按他的説法，自殺員工的每一跳，都像跳在了自己的敏感神經上，令他徹夜難眠。

　　終於在2010年5月26日，郭老闆緊急從台灣直飛深圳滅火。平時對媒體愛搭不理的他，用5輛大巴拉了200多位中外記者到工廠，還破例向媒體公開一直以來都很神秘的核心廠區。

　　他大打同情牌，不但係了象徵苦難的紫色領帶，還對記者表示最怕“午夜兇鈴”，一個月來沒睡過一個好覺，他説：“我想我都需要看心理醫生。”

　　略顯疲憊的郭臺銘眼珠裏充滿血絲，雙手發抖地高舉筆記本，“我們沒把握沒有下一個(自殺的員工)，我不知道明天要如何面對媒體，想到什麼，就馬上爬起來寫筆記。”他神情凝重地説，在一個月內，將拉起天網、地網、隱形防護網，不計代價，阻止自殺。話語一轉，他又説這些笨辦法不能完全杜絕員工的輕生行為，“就算把我本人丟下樓去，也不能保證沒有下一個自殺者。”

　　被眾多“長槍短炮”擠得滿頭大汗的郭臺銘，最後深深鞠了三個躬，懇請媒體不要再報道下一跳。

　　郭老闆曾為自己制定了“三不原則”，即不接受採訪、不參加公開演説、不任意拍照。在這次“十二跳”事件期間，他徹底繳了械。

　　了解郭氏創業史的人都知道，撇開“十三跳”背後的深層次問題不談，郭臺銘其實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創業家，他聰明、勤奮，嚴於律己，善用人才，對機會的把握能力無人能及。但跳樓事件的發生，讓郭臺銘的形象滑坡得厲害。

　　近日，山木培訓前總裁宋山木被判強姦罪一審獲刑四年。此前，有人將這兩件事件聯絡起來，感慨道：“男不去富士康，女不去山木培訓”。

　　點評

　　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的發生，其實也不能全賴企業或者郭臺銘。郭臺銘一定覺得很糾結，事實上，富士康的薪資在同類企業中，並不算低。富士康的工資標準符合大陸的法律；其管理架構也沒有和中國大陸的法治精神相衝突。

　　中國的代工模式是時候該轉型了，而社會的轉型往往需要一個爆破口，郭臺銘的富士康恰恰成為了那個爆破口。

　　跳樓事件發生後，富士康已經開始轉移。需要提醒的是，轉移易、轉型難。“富士康難題”是中國製造的世紀困境。對於富士康而言，進軍西部，不是單純的拷貝，更不能淘完金賺一票就走，而是要真正地深耕西部，以人為本，切實地進行産業升級。

　　穿新鞋走老路，今天的困境就是明天的寫照。為轉移而轉移，只是拆了東墻補西墻，總有一天捉襟見肘，為轉型而轉移，才是目光深遠的發展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