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的田野上”：農民收入增速27年來首超城市居民和GDP

　　最新數據似乎顯示，中國勞動力成本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根據國家統計局1月20日公佈的數據，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增長14.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既高於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的實際增速，也高於10.3%的GDP年增速。

　　這種情況上一次出現，是在27年前，即1981-1983年間，那是農村改革初期碩果纍纍的年代。

　　對於這一27年來首次出現的變化，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當天將其解釋為“民生顯著改善”的表現。

　　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的解讀則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正逐步結束，勞動力成本不斷增加，成本型通脹開始顯現。

　　面對成本型通脹，貨幣和財政的緊縮政策都不會有效，“唯一的辦法，是機器更多地代替員工，加快産業升級，提高技術對經濟的貢獻率。”祝寶良説。

　　而由此引發的中國經濟的連鎖式巨變，將在未來十年間勢不可擋地釋放出來。

　　人口紅利迎來“劉易斯拐點”？

　　“這是中國剩餘勞動力開始消失、人口紅利趨於結束、出現劉易斯拐點的信號。”

　　農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收入，並遠遠超過經濟增速，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是近30年來第一次。這讓人回想起改革之初那個“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黃金年代。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1981年全國農民平均每人收入為223元，比上年增長16．8％。同年城鎮人均可用於生活費的收入為463元，去掉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8％。

　　當年工農業總産值為7490億元，比上年增長4．5％。

　　中國社科院農業所研究員李國祥將此歸功於80年代初期農村的家庭年産承包責任制改革，同時國家提高農産品收購價也使得農民收入增加很快。

　　而時隔27年後重現的這一幕，則有很大不同。

　　“這一次，農民的收入快速增加，除了農産品價格漲幅比較快的因素外，與農民打工的工資收入快速增加有關。而後者是決定性因素。”李國祥説。

　　國家統計局20日公佈的數據是：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增長17.9%，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長12.1%，財産性收入增長21.0%，轉移性收入增長13.8%。

　　農民工資收入快速增長的背後，醞釀著影響更深遠的變局。

　　“農民工收入快速增加，是中國剩餘勞動力開始消失、人口紅利趨於結束、出現劉易斯拐點的信號。”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的蔡昉此前曾提出這一看法。

　　李國祥對此的評價是，2008年也一度出現過農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的情況，但當時主要是經濟危機導致城市部分居民收入下降。2010年的這種情況是不是曇花一現，能否延續，還需要觀察，進而確證這是不是人口紅利結束的拐點。

　　“但中國勞動力正在告別無限供給，逐步走向短缺是無疑的。”他説。

　　農民增收引發通脹轉型？

　　李國祥們在北京的結論，遠在萬里之外的李新忠有切身感受。

　　在新疆建設兵團石河子某團效力的李新忠，去年打算從內地招收100多名農民工進行棉花採摘，最後只招到10個人。

　　“採摘棉花的工錢不斷上升，但已經吸引不到更多的人，因為河南、陜西的農民在本地打工能掙到更高的收入，不需要再辛苦出遠門。”李新忠説。

　　新疆棉花協會的王艷平佐證了這一點。他介紹説，2010年新疆採棉工200萬人，實際只找到了一半人。儘管每採摘1公斤棉花的價格為1.8元，比2009年的1.2元/公斤上漲了50%。”

　　類似的情況，李國祥在東北和南方調查時也有發現——雇傭農民插秧的費用，已經漲到1天200元。雇人種植蔬菜的報酬也在增加。

　　“像種菜這類工種很難由機器來幹，這是農民工工資不斷上升的原因。”李國祥認為。

　　這一切勢必會傳導到農産品價格上。根據李國祥的研究，近年的農産品價格上升中，一半因素緣于勞動力成本上升。

　　在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志明看來，當經濟進入結構調整期，勞動力成本提升將推動物價上行，資源品價格的上調將直接導致居住類和交通通信類價格的上漲。

　　這符合祝寶良的判斷——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未來五年可能是中國物價漲幅比較高的時期。“‘十二五’期間物價漲幅可能達到4%甚至更高，而經濟增速會從‘十一五’的11%下降到9%左右。”

　　可以相比較的是，“十五”時期，GDP增速是10%左右，物價漲幅是2%左右；“十一五”時期，GDP是11%左右，物價是3%左右。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變動。祝寶良認為，過去物價上漲，往往是經濟高速增長，産生需求推動型通脹。而現在的趨勢是物價漲幅上升、經濟增速下降，這就是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