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資不如打擊通脹和減稅

　　近來，在各地召開的地方兩會上，最低工資成為熱議的話題，而在此前一些地方也剛剛宣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事實上，認為最低工資標準能夠起到作用的想法在市場爆發的用工荒面前，無疑是一廂情願的，儘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看上去似乎有利於調節分配並幫助工人獲取更高的收入，是政府致力於調整收入分配的表現，但隨著通脹帶來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以及勞動力紅利逐漸消失背景下的用工荒，市場壓力下的加薪潮在過去一年已經爆發，並會在未來持續。

　　北京市政協委員李少華在兩會上提出“不同意北京市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理由是，調最低工資將給勞動密集型企業帶來很大的運營壓力，目前北京最低工資標準是1160元。這種論調表明該代表並不清楚北京的生活成本在過去幾年大幅上漲給底層就業者帶來的生存壓力，如果不給予確保基本生活費用的工資，在北京無法招收到工人。而北京的最低工資標準遠遠達不到在這個物價高昂的城市基本生存所需。

　　同樣，廣東解釋説，新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努力是為了穩定當前企業用工，因為在外向型製造業發達的珠三角用工荒比較嚴重。這種為穩定經濟而做的努力值得讚賞，但整個中國都面臨不斷上漲的物價，跑在最前面的顯然是通脹，這逼迫企業不得不加薪留住工人，而在最後追趕的是最低工資標準。

　　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是，在過去一年，中國許多地方連續至少兩次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但是，由於通脹與勞動力短缺的原因，中國市場上工資調整的幅度更高。人力資源服務商前程無憂日前發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有87.3%的企業進行了調薪，而2011年將有89%的企業將對全體員工進行加薪。可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並不是推動市場提高薪酬的因素，在這種背景下，討論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只是一種正確的態度而已。如果政府真要考慮提高民工實際收入並減輕企業成本壓力，那只有全力以赴地打擊通脹，減少稅收。

　　事實上，加快立法並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更加有用。因為它賦予了員工與企業談判的權力，因為很多企業的工資標準雖然高於最低工資，卻沒有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比如最近媒體揭露的上海家樂福公司，從1998年至今，其職工實際月收入增長了不到50元，而這期間上海的最低工資翻了3.45倍，上海人均GDP至少翻了3.09倍。家樂福以缺乏法律支持為藉口拒絕漲薪要求，而這正是相關部門工作的缺失。

　　穩定企業用工並非是僅靠提高最低工資所能解決的。實際上，政府更要重視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問題，因為民工除了因為工資問題經常以年為單位調換工作外，最主要的是他們在做工的城市沒有固定的家庭，隨時用腳投票，因此，他們的就業表現為短期化與高流動性。

　　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遲遲不能完全破除，農民工在城市缺乏社會保障、福利待遇，這造成他們的兩棲流動性。如果能夠讓他們落戶並成為市民，就會穩定就業，增加勞動供給時間，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勞動力短缺。事實上，這種二元結構造成的短期化就業在勞動力短缺時代會造成勞動力供給的高度不穩定性，並且也不利於工人技能的提高。

　　根據蔡昉的研究，2000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開始迅速減緩，每年平均只有1%略強，並預計在2015年轉為負增長，中國勞動力短缺已經不是暫時現象。一種理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狀況先加劇，達到一個高點之後呈現改善的趨勢，人們稱這個收入分配改善的轉捩點為庫茲涅茨轉捩點。我們認為，當前的加薪潮並不一定是庫茲涅茨轉捩點，因為如果不改善通脹，收入分配將繼續膠著，儘管平均薪酬可能會繼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