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幸福是科學發展觀的落腳點

　　王爾德 張翔

　　對國民幸福指數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傳播而言，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功不可沒。早在2004年，他就和他的同事啟動了《建立中國國民幸福生活核算體系的構想》的研究課題。彼時，國民幸福指數這個概念對大多數人來説，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

　　他不但先知先覺，還大膽進言。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在2005年的兩會上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本報專訪了這位先行者。

　　國民幸福的六大構成要素

　　《21世紀》：你在2004年就啟動國民幸福的研究，有什麼契機？

　　程國棟：我在做本職研究同時，發現經濟發展與社會人文的發展出現了嚴重失衡。

　　出現上述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GDP崇拜，從上到下都將GDP作為中國經濟的第一指標。GDP不衡量社會成本，不衡量增長的方式以及增長的代價，不衡量效益、質量及國民的實際財富，也不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分配公平和貧富差距等。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上，我意識到，必須要打破GDP崇拜，尋找另外一種評價指標體系，而國民幸福指數能修正GDP的諸多問題。

　　《21世紀》：關於國民幸福指數的理解千差萬別，你如何理解？

　　程國棟：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國民幸福總值可定義為一個國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疊加個人幸福總值，來量化幸福總值。在我看來，我們國家的國民幸福生活核算體系應該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6類構成要素組成。

　　具體而言，所謂政治自由指為公民提供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提高政治上的透明度；經濟機會指個人享有為了消費、生産、交換的目的而運用經濟資源的機會；社會機會指在社會教育、醫療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實行的社會制度安排，如不識字對個人參與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安全保障，指政府對貧困人口的關心，因為貧困人口數量居多，而且窮人面對社會經濟和環境條件的變化最脆弱：文化價值觀，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直接影響所做出的社會選擇；環境保護、自然環境的良好狀態是人們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上述六大構成要素，大體上能涵蓋國民幸福的整體訴求。現在提倡科學發展觀，我認為必須把國民幸福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將科學發展觀的過程成為不斷為民造福的過程，才能真正體現以人為本。

　　國民幸福的四項戰略原則

　　《21世紀》：你認為國民幸福應該如何測量？是否存在操作難的問題？

　　程國棟：國民幸福指標體系要實現六大目標，每個目標下都有相應的指標體系。具體到這些指標如何測算其幸福值，的確是一個難題。由於這些具體指標可能都包含很多無形因素，而且很難量化，從而使幸福的測算過程變得非常複雜。如教育程度是一個很好的人力資産指標，而不丹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一般認為這不好，但不丹的小孩擁有更多的同父母交流的時間，他們在交流中學習到了價值觀、社會技術、農業技術及其他維持生存的技術。針對這樣的問題，專家很難定量判斷該指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公眾的參與做出的社會選擇可以作為有效判斷的準則。

　　《21世紀》：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把國民幸福作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指導性目標，你對此有沒有一些原則性建議？

　　程國棟：地方在積極實踐，我認為是好事，在實踐中能摸索出很多成果。就實施國民幸福戰略而言，我認為有四個大的指導原則：

　　首先要聚焦貧困人口。一個公平的社會需要結束貧困，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府更了解貧困人口的需求，才有可能建立分享式的民主，擁有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最佳社會政府形式。

　　其次是發展循環經濟。需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建立模倣生態過程的循環經濟模式。

　　再次，關注文化發展。當前世界的一體化加強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滲透，在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取捨中需要堅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最後一項原則是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係，關注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在內的綜合效益。通常提高經濟效益並不一定會增加社會效益，並不一定意味著增加了可持續性(如提高效益可能增加失業)。公平方面不僅需要關注公平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關注人民獲取公平機會方面的能力差異，這樣才能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