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傑談中等收入陷阱：今年應該是結構調整元年

　　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非常嚴峻，今年以及‘十二五’期間是一個結構調整的關鍵時刻。

　　早報記者 熊曉輝

　　芮明傑認為，中國正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非常嚴峻，今年以及‘十二五’期間是一個結構調整的關鍵時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産業經濟系主任芮明傑如是表示。

　　芮明傑是在16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辦的“藍墨水新年論壇”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芮明傑還表示，不應該由政府主導産業結構和結構性的調整，應該讓市場扮演重要的力量。“政府的推動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可避免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地方政府仿傚，結果形成新一輪結構性問題。”

　　“通脹掩蓋結構失衡”

　　芮明傑認為，“在通貨膨脹條件下，實際上把市場的信號扭曲了。因為在通脹條件下所有的商品幾乎都在漲價，這使得結構性的問題被掩蓋。”

　　在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方面，最典型反映是産能過剩。工信部在去年做過24個産業的調查，調查之後發現21個産業産能過剩或者即將過剩，其中包括鋼鐵、水泥、造船，甚至像風能設備等所謂新能源的行業産能都在過剩。由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投資的擴張使得産能過剩被掩蓋了。

　　另一方面，是在産業結構上。中國的製造業規模很大，但是生産型服務業的發展相當滯後。據估計明年中國製造業總産值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我們製造業規模的擴張依賴的是高能耗、高污染，卻是低效率，依賴的是勞動力的投入，依賴的是要素的投入所獲得，而創造的價值不高。”

　　結構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芮明傑總結了三個主因：

　　第一，結構問題的背後是存量資産結構的問題。中國過去的投資導致了各個産業存量結構存在而不易改變，如果要改變它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巨大震動。比如説某些行業過剩産能被淘汰，於是就有實業會破産，這對社會的震動很大。存量結構問題的解決很困難。

　　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靠投資來拉動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靠要素投入，是一種粗放的發展方式，這導致了目前低效的、低端的、高污染的結構狀態。所以，中國要控制污染、降低能耗，地方政府就採取了拉閘限電的辦法，這顯而易見是增長方式的問題。節能降耗是要調整生産方式、調整産業結構，才能真正做到節能降耗，而不是簡單拉閘限電。

　　第三，市場機制的扭曲。過去中國過多地靠行政力量來干預市場，使市場調整的力量和能力越來越弱化。

　　“要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芮明傑説，今年應該是結構調整的元年。他提醒，中國要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其《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其涵義是指，“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於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而像巴西等很多國家甚至長達幾十年時間都未能突破。

　　中國正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風險。2009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3700美元，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預測，2010年中國人均GDP將近4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區域。

　　芮明傑表示，這不是一個簡單依靠創新就能解決的問題，深層的原因是結構沒有轉型，或者説創新不足以推動這些國家産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以至於國民收入在增長，但是它的結構依賴依附於發達國家，被發達國家所控制，所以它依然只能處在發展中國家行列中。

　　調整結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存量結構的調整，通過改變現有存量結構的狀態和配置方式使産業結構得到轉型升級，但是這個過程非常痛苦。另一種方式，是增量的調整，就是靠新增的投資，新增的要素投入使得投資進入到原有存量結構當中改變存量結構，這個方式是中國多次使用的。

　　“比如這一次，中國推出七大戰略性新興産業。基本上是製造業，而沒有把重要的生産型服務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在我看來未來10年到20年是生産型服務業大發展的時刻，為什麼？如果製造業要轉型升級的話，必然把原來由製造業承擔的服務業這一塊轉移出來，讓生産型服務業有巨大的發展空間。”芮明傑説。

　　調整結構由誰來推動，也是一個問題。芮明傑認為，不應該由政府主導産業結構和結構性的調整，應該讓市場扮演一個重要的力量。

　　“政府的推動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可避免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地方政府仿傚，結果形成新一輪結構性問題，這恰恰是我們現在非常擔心的。”他提出，應該由企業通過産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重組來帶動結構性調整。而政府要做的事情，則是在貸款政策、稅收政策等宏觀政策方面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