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經濟學家：人民幣和美元歐元將同時扮演重要角色

　　導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經濟學教授巴裏-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今日撰稿指出，全球貨幣體系正重現50年前發生的國際貨幣系統的改革運動。法國政府試圖發展另一套機制，爭取實現向一個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同時扮演全球重要角色的過渡。這堪稱正確的一步，也説明他們確實從歷史中吸收了教訓，但需要相應的制裁手段去規範全球貿易失衡。

　　雖然美國國內未有一絲通脹的跡象，但對美國貨幣政策助推通脹的抱怨早已喧囂塵上了。各大新興經濟體都竭力避免被洶湧流入的資本衝垮，而那些高明的政策制定者們則殫精竭慮，誓為美國問題叢生的貨幣系統找一個替代品，甚至暗示要回歸金本位了。

　　請注意，我説的可不是2011年，而是1964年，歷史又一次重演了。

　　當年，對美聯儲怨聲載道的是一批發展迅猛、大有趕超美國之勢的歐洲國家。各國一致認為隨著美國貨幣政策的劇烈擴張，國外資金將充斥各國，美國人正在“輸出通脹”。

　　對此美方官員則反駁説資金流入其實反映了歐洲資本市場的不成熟狀況，通脹其實是各國央行不願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所産生的副作用；此外歐洲長期奉行的出口型增長政策也導致各國在本國貨幣升值問題上躊躇不定。

　　正如一句法國諺語所説：Plus a change(萬變不離其宗)。

　　當年戴高樂治下的法國建議廢除以政府信用擔保的法定貨幣，以金本位制度取而代之，最終迫使美國收緊財政政策。但法國人從未明確説明究竟要在何種程度上回復到金本位制度，也沒能解釋該做法如何有助於實現物價和金融穩定，因為1930年代黃金市場的劇烈波動及其對金本位制度的災難性影響(法國尤甚)足已令大家對此滿腹狐疑了。

　　換句話説，類似的爭論不但糊弄了前人，也令今人迷惑不已。它的積極影響就是啟動了一場改革國際貨幣系統的運動。因此當如今的法國政府(又是這幫法國人！)承諾將在2011年擔任G20集團輪值主席國時將國際貨幣改革作為核心任務時，自當檢討一下1960年代的教訓。

　　當年國際貨幣外交主要集中在創設一個新型國際儲備，並最終演化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Drawing Rights)。該理念認為通過特別提款權的發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給那些只能不斷囤積美元的新興經濟體提供另一種增加儲備的方式，而美國也無法“毫不心疼” 地運行在貿易赤字之上，一方面遏制美國貨幣政策的擴張，另一方面也不至於使全球經濟面臨流動性枯竭的局面。

　　這些努力最終一敗塗地。特別提款權從未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美元替代品，只是在國際間中作為美元和其他國家貨幣的補充物存在。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 國都不信該組織能承擔全球中央銀行的重任，因此為特別提款權的創設設置了極高的門檻。用特別提款權作為結算工具的私人市場同樣也無法發展起來，於是也抹殺了其對各國央行的吸引力。

　　1960年代的另一個國際爭論焦點是增加匯率的靈活性。相關計劃方案(主要是針對德國和意大利兩國的持續貿易盈餘以及美國的持續赤字)在特別提款權談判于1968年落下帷幕後越來越引人注目。

　　但另外一些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都已在緊盯美元的情況下享受了20年的好時光，誰也不願意攪亂了大好局面。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70年中期發佈了一份關於匯率問題的高級別報告，並承諾實施更高匯率靈活性的相關原則，但它既未提出任何新理念去吸引各國加入，也未對那些拒絕加入的國家制定任何新的制裁方案。結果國際貿易失衡狀況持續惡化，直到該系統在1971至1973年間轟然倒塌。

　　法國政府最近對2011年改革方案的相關暗示顯示出：相對於早前的猜測，它並未集中精力在增加特別提款權的角色方面。相反，薩科齊政府試圖發展另一套機制，爭取實現向一個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同時扮演全球重要角色的過渡。

　　這堪稱正確的一步，也説明他們確實從歷史中吸收了教訓。但法國人也沒有提出會對那些不願調整本國貨幣的長期貿易盈餘國家實施制裁。而制裁的缺失恰恰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最關鍵弱點，而它也體現了我們自身的某個重要弱點，而不僅僅是意味著下一個佈雷頓森林體系。

　　如果缺乏相應的制裁手段去規範全球貿易失衡的話，法國人的進步之舉將把我們帶到一個沉悶的分歧點上。這種孤懸半空，既缺乏堅實的基礎，又缺乏向上的動力，可不是全球經濟想達到的局面。(段皎宇 發自美國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