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齊魯銀行案警示監管方式缺失

　　齊魯銀行案，監管層的失聲是民間猜測的源頭；銀行擴張上市熱是案發的導火索；而目前對於銀行的考核與激勵機制扭曲，則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必然結果。

　　經過媒體的努力，齊魯銀行案基本上水落石出。鋻於有關部門秉持沉默是金的原則，筆者只能根據報道得出如下結論。

　　歸案的“主角”劉濟源是位能量巨大的資金掮客，據《財新網》披露，其客戶包括中國重汽集團、山東高速、一些煤炭企業和保險公司等山東當地的重量級企業，當然也包括希望獲得高利的人士。可見齊魯銀行案是當地各個企業之間心照不宣的一場遊戲。

　　劉濟源以及幕後的一連串人獲得的是制度性差價。

　　中小銀行只有在短期內做大做強才能避免淘汰出局的命運，對各地方商業銀行而言，拉存款、做大資産規模始終是巨大壓力。各行均有誘人的 “返點獎勵”，這也是觸發票據造假、高息攬儲等違規行為的直接原因；同時也不排除部分貸款被嫌疑人移作他用進行投資，追求超額回報。

　　從齊魯銀行的情況可以看出，中國的銀行杠桿可以無限延長。給齊魯銀行惹禍的第三方存貸質押，本質上就是存款之後可以質押貸款，由此資金掮客可以不斷拉來存款獲取超過市場平均水準的高息，而後進行質押按比例獲取貸款，貸款可再用於存款獲取高息，也可以用於投資甚至在民間發放高利貸坐收每年15%以上的收益。

　　如果資金鏈不出問題，各方皆大歡喜，銀行可以擴大規模獲得業績，出資者可以獲得允諾的高額收益，而資金掮客能夠獲得不菲的中間費用；一旦資金鏈出現問題，這場博取價差的遊戲就會成為一場徹頭徹尾的龐氏騙局。

　　目前各個省市重點扶植的本土商業銀行一目了然，從名稱上就可見端倪。如山東的齊魯銀行，浙江的浙商銀行、安徽的徽商銀行等，充滿了本地色彩，寄託了地方政府做強本土金融機構、烘托上市的滿腔深情。銀行本身短期內做大做強的動力早已是司馬昭之心，齊魯銀行更換審計機構，對有前科的明星業務經理眼開眼閉就是如此。

　　如果銀監會不在2010年加強監管，銀行銀信通等表外資産就會急劇擴張，即便銀監會對於貸款與資本充足率等加強監管，齊魯銀行等金融機構照樣可以通過第三方存款質押等手段，將金融杠桿比率拉到與對衝基金一樣高。

　　歸根到底，中國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有大錯。久未解決的問題是利率不能市場化，利率在市場化過程中逐步放開給了資金掮客以極大的套利機會，他們通過民間利率與官方利率差、官方利率上浮與下浮差，可以獲得幾十個點的收益。

　　激勵銀行的制度發生了巨大的偏差。股份制銀行急於設立分支機構，需要滿足銀監會的一系列條件。如股份制商業銀行申請設立分行，需要符合八大條件，在軟性指標被人情稀釋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不良資産比例、盈利能力等重要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要求；具有撥付營運資金的能力等硬性指標就成為最重要有時也是唯一的門檻。商業銀行想改制上市前提是要擴張規模，上市銀行想要擴張貸款規模同樣需要滿足貸存比與資金等要求，因此向股市圈錢就成為便捷的手段。中國的金融機構盈利年年上升，但圈錢胃口與投資者信心形成的鮮明反差，股價就是巨大的諷刺。

　　即便齊魯銀行出事後，還在用數據諷刺監管激勵機制。一直遮遮掩掩的齊魯銀行，為樹立光輝形象，元月初公佈的數據稱，截至去年底，該行各項經營指標全部達到監管要求。不良貸款率1.12%，較上年下降0.87個百分點；貸款損失準備充足率達到721.63%以上；撥備覆蓋率達到346.39%以上。哪看得出是一家內控機制形同虛設的銀行？分明是一家銳意向上、監管有效的銀行。

　　所有上述門檻可以輕鬆躍過，銀行只要漂亮數據欺上瞞下，存款不帶來收益反而帶來風險，説明金融機構追求規模擴張、追求數據達標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但在如此重視數據的市場，恰恰不重視兩個關鍵數據，資産回報率和成本收入比。

　　泰國的銀行在金融危機規模還趕英超美，重要原因就是沉迷于短期的追趕不能自拔。中國的銀行有自身的特點，除了用巴塞爾協議的標準外，最好加上自身的指標，如表外資産風險、無效資産佔比、人均收益、以及最重要的投資者回報評級——中國已經有幾大銀行在證券市場一而再地融資，難道還要增加幾十家徒有其表、只知圈錢的金融機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