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污染事故頻出環境標準差須消弭

　　安徽近日爆出的血鉛案，是近來各地一連串血鉛案中的最新例子。當地數十名因為中度鉛中毒的孩子，被迫住院治療。

　　就在此前不久，本報曾發表多篇報道與言論，直指上市企業“超威電池”涉嫌造成多個地方鉛污染。孰料短短數日之後，安徽懷寧縣又爆出類似的嚴重問題。讓人瞠目結舌的是，血鉛超標的罪魁禍首——博瑞電源有限公司的招商單位竟是懷寧縣環保局。

　　目前，該環保局局長已經被停職處理，相關企業也已被停産處理。可是，針對責任人（企業）的事後處理無法與一群孩子的健康相提並論。如果這些孩子鉛中毒的程度足夠嚴重，則很可能直接影響到身體發育與成長，造成令人遺憾且難以挽回的後果。

　　我們常從“黑色GDP”的角度來審視類似的問題，這是就經濟發展方式而言的視角。那種只顧增長數字、幾乎不顧環境代價的增長方式，往往産生“黑色GDP”——一個地方看起來經濟發展了，但卻因環境代價的沉重而透支了未來。無疑，這屬於破壞性開發與污染型建設，不具可持續性。

　　現在，我們需要把看問題的角度再拓寬一點。回顧過去的種種類似例子，可以清楚地發現，許多地方（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發生的企業污染環境事故，多是在産業轉移的背景下種下的苦果。由於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性，産業空間配置出現了變化。但伴隨著這種變化的發生，産業轉移即意味著轉移污染的問題，顯得尤其嚴重而突出。

　　在産業轉移的大潮中，廣大農村地區環境生態遭受破壞的問題，更值得重視。諸多環境污染事故，包括此次安徽懷寧縣的血鉛案，受害者多為農村地區的居民。而造成這個問題背後的原因，既是因為産業轉移確實轉來了污染與破壞，也因為農村地區比之城鎮，由於環境標準差的現實存在，環境治理能力更為低下。確立整體環保理念，統一城鄉環保標準，消除環保歧視，已顯得尤為迫切。

　　中央一直強調，中西部承接産業轉移不能轉移污染和落後——這自然是對的，但須承認，過去若干年間，在中西部漸進承接發達地區部分産業轉移的過程中，轉移污染和落後的問題事實上已經不斷有所發生，恐怕還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繼續體現出來。應該認識到，今日針對農村生態環境的積極作為，某種意義上已屬“亡羊補牢”，在彌補過去環境欠債的同時，還要為未來發展留出環境、生態空間。這個時候，將迎接産業轉移當作農村環境治理的機遇，而不只是消極應付，至為重要。

　　企業作為産業轉移的主體，出於成本—利益差與環境標準差的考量，在産業轉移過程中往往過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唯GDP馬首是瞻，只顧招商引資，不顧或不夠顧及環境代價。部分官商在利益訴求上的重合，使得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背負了沉重的環境治理包袱。可是，農村地區恰又是環境治理能力的洼地，加上不少農村居民在環保方面意識方面相對薄弱——種種的因素集合在一起，造成了今天部分地區環境污染事故頻頻，甚至一些地方出現“癌症村”之類的悲劇。

　　那麼，農村環境治理如何能夠從被動狀態轉為主動狀態？最簡潔的答案，恐怕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基層政府官員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績觀和發展觀，那麼，農村環境的治理很可能進入一個死結中。唯有價值取向上的清晰，才會有具體行動上的真正發力。

　　具體而言，首先必須確立整體環保的理念，努力消除城鄉之間的環保標準差。這是地方政府對廣大農村居民負責的起碼要求，是體現“以人為本”的使命所在，也是對城市環境治理的推動。就環境來説，城鄉之間不可能真正分開。由於一些環境要素的可流動性，城鄉環境往往一損俱損，可以想見，若沒有一個好的農村環境治理，則城市環境問題也難以得到很好解決。其次，必須加大針對農村環境治理的財政投入力度，把錢用在刀刃上，並從法律制度層面入手，完善農村環境保護的制度與政策，落實農村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農村污染事故頻出，令人痛心。一再發生的種種環境事故在警告世人，儘快消除城鄉之間的環境標準差，已不容猶疑。農村居民的生活改善，不能靠犧牲環境為代價。如何構築起防止環境污染轉移的“防火墻”，避免産業轉移造成對農村環境的巨大傷害，這是一個現實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