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之困 房産稅之累

　　本刊編輯部

　　廣州房價又漲了，珠江新城的新樓盤價格已經達到5萬一平，荷光路上的小産權房租金也上漲100-200元不等。2010年全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仍處於上升通道。11月份，70個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7.7%、環比上漲0.3%。

　　人們期待的可能對房價帶來轉折的房産稅到底徵不徵、怎麼徵，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和影響近期市場的一大熱點。然而，猜想過後，政府緊急“辟謠”，讓一度被炒熱的這個概念暫時冷卻。與其他領域一樣，辟謠之後是市場更大的期待，似乎房産稅已經成為板上釘釘的事實，只待政府“半夜雞叫”式的通告就要出臺。

　　糾結房産稅

　　讓人們猜想不透的是，政府搞出了兩個房産稅方案，一個是重慶方案，一個是上海方案，前者針對高檔住宅，比如別墅和超過200平米的大房子，後者以面積和價值為主要計徵標準，從增量擴展至存量。

　　根據慣例，經過幾年的試點，最後極有可能出臺一個結合兩種模式的綜合方案推廣全國，結合存量和增量，採取超額累進制，降低起徵點，將最廣大的有房戶收入囊中，以便擴大稅基，方便徵管，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徵稅收益，保證稅收的穩定增長(為地方增加穩定的財政收入也是房産稅改革的初衷之一)，讓房産稅的方案之惑畫上句號。再經過幾年實施，根據社會反響調高起徵面積，這種個稅走過路，希望不要在房産稅上重演。

　　房産稅如果在設計中擺脫不了稅收逆向調節的陰影，將步個人所得稅的後塵。由於購房和裝修成本的剛性和不透明，新增房産稅將被以其他成本的形式轉嫁到更下游的買房人身上，對高房價於事無補。對租房人來説，他們會面臨更高的房租。而對擁有多套房的人和炒房者，房産稅並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該買還是要買，最後轉手或者出租即可，最終承擔的還是買不起房的租房人和接最後一棒的普通購房者。

　　中國以流轉稅為主，這種稅制其實是人頭稅的翻版，後來改革的個人所得稅也落入人頭稅的俗套，今後要開徵的房産稅未必不是同樣的結局。房産稅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稅種的問題，它或將與改革後的個人所得稅一樣，最終由弱勢群體掏腰包，成為政府增加收入的又一法門。這就是中國財稅體制開出的異形之花，結局幾乎無可避免。

　　再難承受的重負

　　美國《福布斯》雜誌每年一次的稅收痛苦指數評比中，中國都高居前列。2010年，中國繼續是亞洲經濟體中稅務最重的國家，全球排名第三，稅負痛苦指數是152。第一和第二分別是法國和比利時。

　　中國人的稅費實在不低，每個人只要看看自己的工資單都可以得出結論，這些稅費能夠降下來，職工能拿到手的工資會高得多，企業開出的工資也會更有競爭力。

　　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國家稅收就開始超GDP增長，近年以超過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更是家常便飯，平均幅度超過GDP增速20%以上，而經濟增長的常態維持在10%左右。稅收增速連續多年超規模增長，只能説明政府在財富分配中的地位越來越強勢，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組織能得到的份額相對減少。

　　政府，為誰理財

　　稅收原本是政府為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財政收入，政府收稅越多，向公民提供的公共産品和服務應該是量上越多、質上越好。只是，近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政府的稅收超常增長，但公共服務並沒有跟上，是典型的高稅收、低福利。反觀北歐，則是以高稅收下的高福利著稱，《福布斯》蓋洛普幸福指數調查顯示，典型的北歐四國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在155個受調查國家中排名前四。

　　我們需要的是為百姓理財、而不是為自己斂財的政府。事實上，無論是北歐模式、美英模式，還是韓國、台灣模式，最終都不可能成為中國稅收的借鑒對象，因為有一樣最核心的內容中國很難馬上具備，那就是陽光財政下的預算透明。沒有這個前提，一切稅種都將成為政府的斂財手段。

　　對中國人來説，一是減稅，二是減稅，第三還是減稅，政府“少取”，就是對老百姓的“多予”，就是讓利於民，還利於民，藏富於民。所以，警惕政府出臺任何新的稅種，對民眾來説都是必須的。因為政府把錢用在哪，民眾無法監督。

　　英國《權利法案》禁止國王未經納稅人許可胡亂徵稅；法國大革命前的資産階級、城市平民、農民承擔著最大的納稅義務卻享有最少的權利，為反對國王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稅收桎梏掀起法國大革命；英國向北美殖民地增收印花稅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以及荷蘭的建國，都是政府與納稅人關係惡化的典型。中國歷史上，由苛捐雜稅引起的農民暴動更是此起彼伏。

　　這個世界，終究該是納稅人説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