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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猛:“民窮”讓“溫和通脹”不溫和

發佈時間:2010年12月28日 10:33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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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研究員 梁猛

  有人説,中國只是個經濟大國,還不是經濟強國。可能並不存在一個普適的標準來區分大國和強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量變到質變”,中國經濟的變化方向是從量變的大國轉為質變的強國。但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之後,最大的疑問來自於可持續性,質變也可能是“好”的(可持續的)質變,也可能引起“壞”的(不可持續的)質變。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越來越複雜,經濟發展中需要調控平衡的問題越來越多,可利用的經濟和政策手段卻越來越少。中國經濟好似一個高空雜技演員,鋼絲離地面越來越高,平衡問題越來越嚴峻,但手中的平衡桿卻越來越短。在這種不利條件下,中國經濟卻仍然要保持前行的速度,難度非常大。

  一、人民幣對內貶值和對外升值並存

  目前人民幣存在一個十分不尋常的情況:對內貶值(通脹)和對外升值並存。這本是一對矛盾。導致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原因歸結起來四個字:國富民窮。

  “國富”是人民幣對外升值的直接原因。我國GDP增長快且持久,國外對人民幣的需求強烈。從今年6月擴大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試點範圍開始,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中超過八成是進口,部分試點地區高達九成。面對如此旺盛的人民幣海外需求,人民幣對外升值是很容易理解的。

  “民窮”並不是通貨膨脹的原因,而是通脹對人民的生活産生了嚴重的影響,這才顯得通脹問題十分突出。實際上這幾年我國的通脹並不嚴重,3%~5%的通脹率是十分溫和的。如果老百姓的實際收入增長比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更快,那麼溫和的通脹也就不是問題。

  “民窮”的根源在於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處於弱勢,低工資和社會保障不足導致老百姓的生活仍存在“尊嚴”問題。有人説,中國工人的工資如果上升太快,就會失去人力資源稟賦,從而失去國際競爭力。這不合邏輯。因為代表企業生産成本的PPI上升速度通常比CPI還要快,但中國的總體産能並沒有下降,反而迅速上升。企業可以通過技術進步、産品創新和加強管理來很好緩釋成本上升的壓力,但卻很少為工人增加工資,這顯然是説不通的。

  因此,要解決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矛盾現象,除了下大力氣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別無他法。收入分配問題要從城市和農村兩方面,採取多種措施並舉,才有可能取得明顯的效果。

  二、城市化和農村建設

  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城市化必然導致大量的基礎建設,對於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過度城市化並不見得是苦口良藥。在不拖累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使農民在農村就能夠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其進城的機會成本(或者滯留在城市的機會成本),從而減輕城市化的壓力,減緩城市化進程。

  要使農民致富的方式很簡單,與工業企業沒有區別,收入減去成本就是利潤。農民的收入一方面要豐收,另一方面要買個好價錢,還有第三個條件,農民要能真正收到好價錢,且農資不漲價。但是如果農産品買出了好價錢,就會出現我們前面討論的通脹問題,而且2010年的通貨膨脹中,農産品價格上漲的貢獻率比較高,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10月份CPI增速中,食品類價格上漲的貢獻率高達74%。另外,農民可能拿不到價格上漲的實惠,除了中間環節拿走大部分利潤之外,在農資上,農民還要實實在在地承受價格上漲之痛。

  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工作可以儘快展開。一是普遍提高城市居民工資性收入;二是減稅(包括關稅);三是嚴格監控農業生産資料的生産和銷售;四是大幅度降低公路收費標準,從而降低物流成本。

  三、貿易順差和FDI要有方向性的調整

  毫無疑問,進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FDI)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碳排放的角度,商品出口的同時,其製造過程的碳排放留在我國。如果考慮商品和對應的碳排放在進出口過程中正好出現相反的流向,也就是説,我們進口商品的同時出口了碳排放,而出口商品時相當於進口了碳排放。

  從這個角度而言,購買和使用進口商品是一種低碳消費行為。我國在發展對外貿易的時候,應該注意貿易順差和碳排放凈進口之間的關係。

  另一個與碳排放相關的是外商投資企業。FDI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産,帶來技術、設備、資金和就業的同時也帶來了碳排放,也可以簡稱為“排放轉移”。我國在引進外資的政策上應作出一定的調整,防止部分高碳排放和高污染項目進入國內。

  (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觀點,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