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猛：民窮讓溫和通脹不溫和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研究員 梁猛

　　有人説，中國只是個經濟大國，還不是經濟強國。可能並不存在一個普適的標準來區分大國和強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量變到質變”，中國經濟的變化方向是從量變的大國轉為質變的強國。但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之後，最大的疑問來自於可持續性，質變也可能是“好”的（可持續的）質變，也可能引起“壞”的（不可持續的）質變。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越來越複雜，經濟發展中需要調控平衡的問題越來越多，可利用的經濟和政策手段卻越來越少。中國經濟好似一個高空雜技演員，鋼絲離地面越來越高，平衡問題越來越嚴峻，但手中的平衡桿卻越來越短。在這種不利條件下，中國經濟卻仍然要保持前行的速度，難度非常大。

　　一、人民幣對內貶值和對外升值並存

　　目前人民幣存在一個十分不尋常的情況：對內貶值（通脹）和對外升值並存。這本是一對矛盾。導致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原因歸結起來四個字：國富民窮。

　　“國富”是人民幣對外升值的直接原因。我國GDP增長快且持久，國外對人民幣的需求強烈。從今年6月擴大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試點範圍開始，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中超過八成是進口，部分試點地區高達九成。面對如此旺盛的人民幣海外需求，人民幣對外升值是很容易理解的。

　　“民窮”並不是通貨膨脹的原因，而是通脹對人民的生活産生了嚴重的影響，這才顯得通脹問題十分突出。實際上這幾年我國的通脹並不嚴重，3%~5%的通脹率是十分溫和的。如果老百姓的實際收入增長比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更快，那麼溫和的通脹也就不是問題。

　　“民窮”的根源在於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處於弱勢，低工資和社會保障不足導致老百姓的生活仍存在“尊嚴”問題。有人説，中國工人的工資如果上升太快，就會失去人力資源稟賦，從而失去國際競爭力。這不合邏輯。因為代表企業生産成本的PPI上升速度通常比CPI還要快，但中國的總體産能並沒有下降，反而迅速上升。企業可以通過技術進步、産品創新和加強管理來很好緩釋成本上升的壓力，但卻很少為工人增加工資，這顯然是説不通的。

　　因此，要解決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矛盾現象，除了下大力氣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別無他法。收入分配問題要從城市和農村兩方面，採取多種措施並舉，才有可能取得明顯的效果。

　　二、城市化和農村建設

　　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城市化必然導致大量的基礎建設，對於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過度城市化並不見得是苦口良藥。在不拖累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使農民在農村就能夠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其進城的機會成本（或者滯留在城市的機會成本），從而減輕城市化的壓力，減緩城市化進程。

　　要使農民致富的方式很簡單，與工業企業沒有區別，收入減去成本就是利潤。農民的收入一方面要豐收，另一方面要買個好價錢，還有第三個條件，農民要能真正收到好價錢，且農資不漲價。但是如果農産品買出了好價錢，就會出現我們前面討論的通脹問題，而且2010年的通貨膨脹中，農産品價格上漲的貢獻率比較高，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10月份CPI增速中，食品類價格上漲的貢獻率高達74%。另外，農民可能拿不到價格上漲的實惠，除了中間環節拿走大部分利潤之外，在農資上，農民還要實實在在地承受價格上漲之痛。

　　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工作可以儘快展開。一是普遍提高城市居民工資性收入；二是減稅（包括關稅）；三是嚴格監控農業生産資料的生産和銷售；四是大幅度降低公路收費標準，從而降低物流成本。

　　三、貿易順差和FDI要有方向性的調整

　　毫無疑問，進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FDI）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碳排放的角度，商品出口的同時，其製造過程的碳排放留在我國。如果考慮商品和對應的碳排放在進出口過程中正好出現相反的流向，也就是説，我們進口商品的同時出口了碳排放，而出口商品時相當於進口了碳排放。

　　從這個角度而言，購買和使用進口商品是一種低碳消費行為。我國在發展對外貿易的時候，應該注意貿易順差和碳排放凈進口之間的關係。

　　另一個與碳排放相關的是外商投資企業。FDI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産，帶來技術、設備、資金和就業的同時也帶來了碳排放，也可以簡稱為“排放轉移”。我國在引進外資的政策上應作出一定的調整，防止部分高碳排放和高污染項目進入國內。

　　（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觀點，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