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國投資過熱令人擔憂

　　中國投資熱之憂

　　余永定

　　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3800美元，已經超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收入標準。可就在戰略和經濟學家忙於推測中國的發展道路，預測中國何時能趕超美國的時候，中國的國內情緒在2010年卻顯得既嚴肅又克制。溫家寶總理曾明確表示，必須堅持把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結構放在重要位置，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

　　當然，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都絕非一帆風順。縱觀歷史，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這一發展階段後數十年停滯不前，最終退回到低收入國家的例子不勝枚舉。諾貝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最終達到了完全工業化的發展水平。

　　令中國在過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發展模式是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初始條件的一種東亞發展模式的變體。但這種發展模式現在已經耗光了大部分潛力。因此中國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如果不進行痛苦的結構調整，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中國為實現高速增長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種代價可能只有後代子孫才能夠真正計算清楚。中國的投資增速現在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明確體現出中國資本使用效率的低下。中國的投資熱中有兩方面特別令人憂慮。首先，地方政府影響很大一部分投資決策。其次，房地産開發投資佔總投資額的將近四分之一。

　　有些地方政府簡直是用先挖坑再填上的方法來製造GDP。中國已經有太多的豪華公寓、宏偉的政府辦公樓和高聳的摩天大廈。 中國省級市修建的酒店可以讓西方位於首都的五星級酒店相形見絀。

　　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粉塵和煙霧籠罩著一座座大城市。國內所有的主要河流均已遭到污染。儘管取得了一些進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嚴重。乾旱、水災和山體滑坡已經非常普遍。毫無節制的開採正在迅速耗光中國的資源儲備。

　　在中國貿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經超過60%和30%的情況下，已經無法繼續依靠外部需求來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幸的是，由於出口部門為數千萬工人提供了就業崗位，導致這種依賴已經轉變為一種結構性問題，而這意味著，降低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和貿易順差已經不單單是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所能解決的問題。

　　經歷了數十年的快速擴張后，中國已經奠定了世界經濟工廠的地位。問題在於它不過就是工廠而已：中國經濟的弱點是缺乏創新和創造力。比如單從數量上看，中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製造國，今年一年的汽車産量就達到1700萬輛之多。但由中國製造企業自主研發的車型卻屈指可數。

　　在這樣一個以快速技術進步、創新和創造力為核心的年代，全球經濟風景線瞬息萬變。 沒有強大的創新和創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軟肋。當巨人倒下時，很多人都不能倖免。

　　事實上，儘管中國的生活水準在過去30年內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也已經急劇擴大。收入分配向富人傾斜的時間已經過長，政府也未能為公眾提供足夠的公共産品。 富人奢華的生活方式和窮人生活水平緩慢改善之間的強烈反差激起了社會的緊張情緒，對這種現象的反彈隨時可能發生。

　　如果中國未能及時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經濟發展很可能無法持續。任何結構性的調整都十分痛苦。但延誤越久，調整的痛苦就越劇烈。中國今天強大的財政實力賦予了它成功調整的機會。但這樣的機會稍縱即逝，因為特定改革政策的特定受益者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階層，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已經得到的利益。

　　中國公眾最為痛恨的是官商勾結，備受尊敬的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將其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打破這一聯盟是執政者在2011年和今後所面臨的最大考驗。在中國目前的制度條件下，精英管理是廉政善政的先決條件。但阿諛奉承和玩世不恭的政治文化已經對精英管理造成了嚴重的侵蝕。因此，經濟發展的辯證法已經再次凸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國外，中國的崛起已經激起了欽佩、嫉妒、懷疑，甚至在某些角落已經引發了公開的敵意。

　　幸運的是，由於全球化趨勢的存在，中國的崛起像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一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今後若干年內，在氣候變化、全球失衡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領域，作為重要全球利益攸關方，中國應該而且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有一點應該不言自明：互惠互利是必須遵守的原則。

　　(作者係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