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玉傑：物價“趕超美國”是成本管理之痛

　　12月16日，一位名叫王佩的杭州網友與她生活在美國波士頓的朋友納納一起，聯手做了一次實地物價調查。在21種商品的價格中，杭州有12種商品貴過了波士頓。其中，肉蛋奶的價格遠高於波士頓，杭州牛奶價格幾乎是波士頓的3倍。

　　（12月22日《廣州日報》）

　　應當看到，王佩的調查僅僅是杭州和波士頓物價絕對數的比較。報道顯示，2009年人均收入杭州為26864元 （約合4024美元）、波士頓為32255美元，杭州的人均收入還不到波士頓的八分之一。因此，如果將這兩個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物價收入比”考慮進去，杭州的物價實際上已經遠遠高於波士頓。試想，收入不及波士頓居民收入八分之一的杭州居民，卻要承受與波士頓居民幾乎一樣高的物價，生活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於中國部分生活物資的價格貴過美國，筆者以為無須大驚小怪。實際上，在“出口退稅”政策的影響下，很多“中國製造”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低於國內市場，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是，在我國人力資源成本和居民購買力都遠遠低於美國的情形下，大部分生活物資的價格卻高於美國，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正常現象。

　　中國部分生活物資的價格貴過美國，固然與我國生産成本增加、遊資炒作、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不無關係，但筆者以為，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我國社會管理的成本太高。最近，《鳳凰週刊》在《美國物價為何比中國便宜》的報道中曾分析稱，中美物價反常的背後，除了國際政治經濟分配體制使然外，更是兩國內部各自司法、經濟體制差異的結果，這種制度成本的差異體現在從生産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個環節。

　　在筆者看來，我國社會管理成本太高，突出表現在行政性開支規模龐大、居民稅負過重、腐敗成本過高等三個方面。先説行政性開支。有報道稱，我國的行政開支佔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18%，在世界各國中遙遙領先。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數據還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行政費用的支出。

　　再説居民稅負。《濟南時報》最近曾報道稱，最新發佈的福布斯全球稅務負擔指數顯示，中國老百姓的稅務負擔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對此，國家稅務總局予以否認。應當説，我國直接向居民徵收的稅費並不重，但是很多稅費卻通過消費行為轉嫁給了消費者。有人算過這樣一筆賬：在無鉛汽油的價格構成中，就包括17%的增值稅、7%的城市維護建設稅、3%的教育費等稅費。也就是説，無鉛汽油價格中實際上有近三分之一的是各種稅費。與世界上其他一些高稅收的國家 （如法國、瑞典等）實行高福利的政策相比，我國的福利水平卻很低，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幾乎都要居民自己負擔。

　　最後，腐敗成本也通過商品流通鏈條最終轉嫁到了消費者的頭上。據報道，從我國大陸運貨到美國，竟然比從廣州運貨到北京還便宜。原來，由於我國鐵路貨運超負荷，流通商要想申請一個車皮的指標，運費之外的額外公關費用竟然高達5000元~5萬元人民幣。很顯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成本最終肯定要均攤進物價。

　　由此可見，控制物價的根本是要大力削減行政性開支、給居民減稅、嚴懲腐敗。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從制度設計上，對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如何“割肉”、讓利做出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