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公務員醉駕不僅要入罪 更應從重處罰

　　王石川

　　酒駕一旦入罪，對公務員來説後果確實很嚴重——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規定，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同時，國家公務員招考時，也有規定稱“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報名”。其實，對普通職工來説，酒駕入罪同樣嚴重，因為《勞動法》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由是觀之，無論是對公務員還是一般職工來説，酒駕一旦入罪，其後果都很嚴重，一方面要受到刑罰，另一方面會失去工作。但該委員為何只看到酒駕入罪對公務員産生的嚴重後果，而看不到對一般職工産生的嚴重後果？説白了，這依然是“屁股決定腦袋”的邏輯，意在為公務員群體酒駕開脫、辯護，是特權思維在作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務員不能因其具有公職的身份，就享有法外特權，如果對其“給予一定的過渡規定”，那麼法律公平何在？何以服眾？其實，該委員的這種思維並不罕見，它或多或少地被現實所證驗，也激起了坊間的強烈不滿。比如，當年打工仔許霆因銀行櫃員機出故障，分171次取款17.5萬元，被法院一審以盜竊金融機構罪判處無期徒刑，而原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貪污、挪用銀行資産，高達4.82億美元，並攜款外逃，其涉案數額為許霆涉案金額的2萬倍，其影響之惡劣更是許霆案所無法比擬的，余振東被引渡回國後，不過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官松民緊”的現象其實觸目皆是，在個人自行納稅申報上，職能部門要求職工的基本信息、職工收入、扣繳稅款等相關涉稅信息畢呈無遺，另一方面對本早就該申報的官員財産卻不置一詞。

　　其實，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有賴於公務員率先垂范。郎勝委員也認為，國家公職人員應率先垂范，其行為才有公信力，對他們的道義要求高於一般人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上，對公務員醉駕、酒駕更應該毫不留情，因為其造成的影響很惡劣、後果很嚴重。最近，河南洛寧一局長醉駕撞死5少年，該官員之前就曾多次違規駕公車外出……

　　回首2010年，一起起惡性交通事故不斷刺激著我們的神經。從形形色色的“特權車”囂張肇事，再到屢禁不絕的酒駕肇事，無一不在提醒我們確保交通安全的任重道遠。更可怕的是，不少官員酒駕之後，往往能逃脫懲罰，或者動用關係將大事化小。在這種語境中，豈不更應該對這些明知故犯的官員予以最重的處罰？此外，不是很多公務員抱怨應酬多喝酒壓力大嗎？醉駕入罪就可以省下一部分公款消費，也可以讓某些公務員“醒醒酒”。

　　日前，在第10個全國普法日來臨之際，四川省司法廳廳長劉作明説：“依法治國首先應該是治吏，要約束各級政府和公務人員的行為，首先要達到法制規範，才能與全社會達到良性的互動。但如果説法治是治民的話，那是封建法制。”斯言誠哉！法治社會，公務員不能成為特權階層，作為掌握公權力的人員，更應該率先垂范，而不是動輒以“後果很嚴重”來逃脫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