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計劃”或被誤讀 日本經驗難借鑒

　　在收入分配改革的呼聲中，一直廣受關注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或被誤讀。

　　昨日 （12月21日），在京舉行的“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研討會”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副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指出，之前社會各界熱議的收入倍增計劃，在認識上存在誤區。比如，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強調的是總量概念，而非普遍認為的讓居民收入倍增，或者讓個體收入翻番，“國民收入倍增不等於百姓收入翻番”。

　　“收入倍增計劃”溯源

　　1950年至1992年，日本共實施了12個經濟計劃，這期間的收入倍增計劃使得1967年日本的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伊藤正直稱，當時倍增計劃的目的就是要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完全就業，深化産業結構調整等。預設的增長目標是，在10年內，經濟保持7.2%的增長。就在1961年，其經濟增長出乎意料地達到了14%。

　　對於如此高速增長的經濟，日本國內形成了反對意見，認為“高增長率會使日本經濟失去平衡，國際收支、勞動力和貧富差距、物價等都會産生瓶頸。”

　　但在經過近百次的審議和總結會議後，日本的倍增計劃被繼續推進。伊藤正直説，從之前提出的“月薪翻番論”到後來的倍增計劃，都是以投資為主導，但消費沒有被抑制，反而迅速增長和擴大。據了解，當時日本民間投資的實際情況遠遠超過預設的投資目標，超出了3倍。

　　事實上，在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之前的上世紀50年代，日本經濟就已步入快速增長的通途——1954年至1959年，日本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10%的增長。

　　對此，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認為，即便沒有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同樣可以取得同等樂觀的經濟增長速度，因為當時日本經濟增長的潛力巨大。

　　日本經驗中國難借鑒

　　伊藤正直指出，“中國要自己決定自己的選擇，當時日本實施倍增計劃時，其經濟處在封鎖狀態，經貿也被管理，資本移動也是被管理的。”

　　那麼，中國的開放型經濟早已形成，在此情況下，如何借鑒日本的經濟政策？多位專家認為，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的經驗，在中國難以借鑒。

　　王小魯分析稱，實施倍增計劃期間，日本非常重視教育，全面普及的高中和大學教育，讓勞動力的供給推遲和延緩，致使勞動力素質提升，工資上漲成為必然。而目前中國的大量初中畢業生早早進入勞力市場。“現在的關鍵是，要解決初次分配中沒有解決的問題，以及我們制度設計上的一系列缺陷。”

　　另外，日本在戰後通過改革措施，迅速解散了大財團，具備公平充分的競爭市場。而長期以來，中國的政策傾向於壟斷企業，給其提供了諸多便利。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稱，現在的問題不完全是收入倍增問題，而是國民收入如何均衡增長的問題。“這需要加大稅收直管力度，降低稅率，另一方面要加大投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微表示，日本收入倍增計劃與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存在差異，“倍增計劃本質是要做大經濟蛋糕，而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在現有蛋糕之內，平衡政府、企業和居民結構的問題。”

　　趙晉平也認為：“日本的倍增計劃真正的出發點，和我們所追求的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或增加中低階層收入以促進消費、擴大內需的目標，並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