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難”考驗通脹治理

　　近期，國家統計局公佈了1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1%，創28個月新高。剛剛落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穩定物價列為政策重點，同時將2011年的貨幣政策基調由“適度寬鬆”轉變為“穩健”。在之後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表示，明年的通脹目標約為4%，比今年提高1個百分點。種種跡象表明，決策層已經做好應對通脹週期的準備，本輪通脹的演進正影響著宏觀決策的走向，各方對於此次通脹的性質、成因的認定，各個利益群體的不同呼聲，使得本輪的通脹治理面臨多重挑戰。

　　在進入本輪通脹後，市場普遍把此次通脹定義為暫時性、結構性通脹，其中受天氣、投機炒作等因素影響的農産品價格上漲，被認為是此輪通脹的主要推手之一。上月20日，國務院推出穩定物價“國16條”，重點針對農産品價格進行調控，全國一些城市的糧油菜價格止漲回落。然而，11月的物價數據卻表明了一些新的趨勢。我們看到，食品價格同比增幅從10月份的10.1%升至11.7%，這仍在人們的預料之中。同時，非食品價格同比增幅從10月份的1.6%升至1.9%。在非食品CPI的七項分類指數中，居住指數增幅尤其明顯，季調後環比增幅從10月份的11.2%上升至21.6%。雖然非食品價格CPI增速不及食品價格，但因為權重較高，佔CPI的2/3以上，其對於推動CPI上行的作用較食品價格更為顯著。由食品類到非食品類的價格傳導速度和幅度，或將超出之前的預期，全面通脹的風險正在上升。而針對食品價格上漲的局部干預措施的效果，也將受到非食品價格上漲的對衝。

　　從貨幣的角度，鋻於中國的貨幣供給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長期相關性，決策層更加認識到貨幣信貸供應是治理通脹的根本之道。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至今的兩年時間內，為應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貨幣當局不得不加大貨幣供應。2009年，貨幣供應增加導致的價格上漲最先反映在資産價格領域，突出表現為房價過快上漲。進入2010年，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並用，回收流動性。央行今年內七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2月20日調整後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8.5%，達到了歷史高位。而年內只啟動了一次加息，表明在加息問題上央行較為審慎。在當前的背景下，加息的步幅面臨兩難，如果加息幅度較小，那麼對抗通脹的效果則不顯著；如果加息幅度過大，又恐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在通脹數據背後，實體經濟領域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過去一年來居民收入和工資水平普遍快速上升，有效地支持了消費增長，推動了消費品價格的上升。今年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34元，同比增長1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同比增長13.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7%。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實際增長6.3%，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現金支出實際增長7.3%。而在生産領域，今年以來固定資産投資和出口的強勁恢復，支持了實體經濟實際需求的增長。

　　緩解通脹壓力的另外一個重要途經是加快人民幣升值。在需求層面，升值可以使出口增速放緩，進口增速加快；在價格層面，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下降。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也再次提出，政府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但是，出口部門對於GDP增長的高貢獻率，以及出口下滑所帶來的就業壓力，是人民幣升值遭遇的主要阻力。此外，升值和加息的同週期波動對於熱錢的吸引，也是國內在調控下依然高企的資産價格所不願見的外部壓力。近幾個月的出口數據顯示，進出口的增長異常強勁，11月份出口同比增速從10月份的22.9%升至34.9%。出口的優異表現，或將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完善匯率形成機制，這本就是本輪經濟結構調整的題中之義。

　　央行行長周小川日前表示，“多數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兩難，想使得手裏少數幾項貨幣政策的工具，要滿足所有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是很困難的。”本輪通脹給宏觀決策帶來了巨大的考驗遠不止於此。2011年將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始，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通脹週期波動仍在持續，宏觀決策不得不面臨更為複雜的挑戰：若想跳出通脹的週期輪迴，必須深入推進市場化價格改革；而在通脹率較高的時期，很多關鍵性的改革決定不得不審慎進行，甚至延遲推出。若要從根本上緩解通脹對居民的壓力，必須進行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差距，大力發展服務業並增加就業；而在經濟調整的過程中，暫時性的就業減少和收入萎縮又在所難免。展望2011年，經濟增長、通脹治理和結構調整的三大目標如何在時機、步伐和策略上平衡取捨，將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産生深遠影響。

　　本期本報就通脹治理和宏觀政策走向等相關問題，採訪了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論壇成員、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陸磊，及高盛中國經濟學家喬虹，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277期。（曹理達）